本体论视域下的“雅言教育”:内涵、价值及策略

语言是人存在的本体。从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到运用诗词歌赋等言说方式提升语言表现力,培养道德品质,涵养诗意情怀,塑造理想自我形象,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雅言教育”传统。中小学合理开展本体论视域下的“雅言教育”,改变传统灌输诗词歌赋知识、规训义理考据辞章的观念与做法,转而营造诗意弥散的情感场,建构并实施“雅言雅心,导言导行”的教育机制,不仅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健康发展,还有助于学生学会带着诗意的眼光审视世界,进而用优美的汉语讲好属于自己的、民族的、中国的故事。

项穆《书法雅言》伦理美学思想刍议

明代末期,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新思潮使孔孟儒学及程朱理学所维护的道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书法领域也出现了诸多创举与主张,既有革新者,亦有卫道者。项穆所著《书法雅言》站在儒家伦理的立场,维护以王羲之为中心的雅正书风。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指出,“伦理美学”是“旨在意指美学中那些‘本身’包含了伦理学因素的部分”。《书法雅言》的美学思想便可归入“伦理美学”范畴中进行新的解读。

抗战时期北京“雅言”词人群的创作观念及写作策略

在日伪政府“和平文学”的鼓噪下,沦陷区出现新文学衰落、旧体文学鼎盛的格局。《雅言》是此期北京一带影响最大、集聚传统文人最多、成就亦最高的旧文学刊物。它并不是伪政府的喉舌,然迫于政治压力,所刊诗文亦多脱离现实、流于虚浮。“词录”部分也出现配合政治趋势的雅化现象。但部分词人,巧以雅化为遮掩,行比兴寄托之实,传达家国沦陷的现实悲愤。从而构建起华丽辞藻表象下空虚与质实并存的文学空间。这既是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策略,也是对和平文学的变相反驳。《雅言》文人创作的复杂形态揭示了沦陷区文学叙述的现实困境,雅词创作的成功则彰显出旧文学艺术范式的丰富性和情感内涵的深刻性。

“雅言”“自力”与郭沫若早期翻译思想整体观

郭沫若在《雅言与自力》中回避对尼采思想的概括,原因并非知识技术的不足,而是对“自力”的强调。以“自力”为中心,《雅言与自力》不仅集中体现了郭沫若对翻译的译法与读法等的态度,还成为理解郭沫若早期翻译思想的切口。作为郭沫若同一人格支撑的不同翻译观点,尽管所受褒贬不同,但实际仍有相互关系。“自力”强调的经验积淀、情感共鸣是“风韵译”的重要实现路径,“自力”需要的研究态度、翻译方法与“媒婆处女论”中郭沫若对翻译研究状况的批评相吻合。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项穆《书法雅言》对“书统论”的强化

“书统论”是书法史论演进的重要线索,包含帖学技法传承系统和书法传承统绪两个方面。明人书论既强调技法传承,又从哲学层面完成了对王羲之书法的“封圣”过程。项穆《书法雅言》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报人张季鸾对欧战与中国的观察——以《雅言》杂志为线索

既有研究对报人张季鸾1926年以前15年或者更早些的前传,基本不涉及;即便偶有谈到,也大多语焉不详。以《雅言》杂志时期他有关欧战与东亚特别是中日关系问题的言论纪事为例,对其略作勾勒和介绍可以发现,这段生涯对这位后来的名报人之成长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尤其是锻炼了他研判国际政治、外交事务和时局演变的能力。张季鸾后来力持稳健的言论主张,在此时期也有所呈现,并影响了他日后的社会交往和政治取向。

论雅言词研究与词典编纂

雅言词是指中古文献中为达到典雅的修辞目的而使用的源自儒家经典的词语。对它的专题研究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亟待填补的空白。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实践来看,雅言词的典据渊源、构成方式、意义及其历时演变等对于词典编纂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子所雅言”章辩义

清代学者刘宝楠以为《论语》“子所雅言”章的“雅言”一词指古代共通语,此说在现代几乎已成为定论。该文考察了历史上有关《沦语》此章的符种解释,否定了“雅言”为共通语的成说。

论雅言的形成

用雅言这个语词来指称汉民族“共同语”大致是在周代,但雅言所指称的古代民族“共同语”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雅言作为古代“共同语”的代名词已进入辞典,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把雅言作为古代汉民族“共同语”代名词的背景下,雅言当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发端,它不仅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先秦雅言的形成及其认同性影响

先秦时期在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通行的语言变体——雅言。雅言通常被理解为夏言,但实际上是周人托名于夏、在宗周成周之区域—族群语言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具有较高声望的语言变体。雅言在王朝更替、封侯建国、族群交融等过程,起到了标举正统、凝结认同的作用。它是华夏(汉)民族共同语的源头,也是中国古代"雅正"语言认同观之滥觞。

李雅言治疗顽固性慢性痢疾临床经验

目的:总结李雅言名老中医治疗顽固性慢性痢疾临床经验。方法:对李雅言老中医遗留的病案进行整理、分析。结果:针对不同的病因病机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如寒热错杂者宜和其寒热,虚实并存者宜调其虚实,阴虚湿热者宜养阴清肠,阴阳两虚者宜益阴温阳等。结论:顽固性慢性痢疾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李雅言老中医临床治疗顽固性慢性痢疾疗效显著。

“雅言”传统的再发现与“新雅言”的建构

学界对“雅言”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学范畴,对其作为一种古典诗学传统的阐述尚付阙如。事实上,“雅言”不仅指涉语言学意义上的发音纯正,还涵括内容雅正、文辞典雅等丰赡的诗学内涵,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古典诗学传统。然而,“雅言”传统在新诗中屡遭破坏,导致新诗因语言俗化和口语化趋向愈益严峻而陷入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意识到“雅言”缺失的困境后重新发现了“雅言”传统,并倡导建构“新雅言”,从诗性、雅性、简约性、音乐性等方面重塑诗歌语言的独特汉语气质。这既是对古典诗传统中“雅言”传统的重启,亦是对“新雅言”进行建构的新尝试,已构成对新诗俗化倾向的一次纠偏,对当下及未来诗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从“雅言”到《秦腔》:无望的回乡——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新论

从“雅言”到“秦腔”,是乡土中国边缘化的写照。贾平凹的《秦腔》正表达了这种无望的精神回乡。回乡主题使日常生活琐事原生态成为《秦腔》的叙述主体。秦腔简谱和锣鼓经是《秦腔》重要的意义符号和形式符号,其隐喻含义是传统农耕文化。小说主要人物夏天智和夏天义表现了作为剧种的秦腔文化精魂和作为秦地文化的秦人性格。小说以疯子、阉割者作为叙述者,抛开了传统文化、父权文化桎梏,以这种“他者”视角的审视,使我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思考获得了异质文化审视下全新的审美体验和文化冲击。

孔子对中华古代语言统一的贡献——“子所雅言”探析

语言统一,是国家、民族统一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要前提条件。中国自有国家以来,历朝历代都重视语言的规范统一。如夏之"法言",周之"雅言",均是王朝规定的统一语言——"官话"、"普通话"。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学术分裂;各国文字异形,言语异声,不利于社会交流。孔子顶着潮流,坚持使用"雅言"教授《诗》、《书》及"执礼",对中华古代语言的统一规范是一大贡献,儒学传播广远,也与此有关。

从家庭影响看《书法雅言》正宗观的形成

在晚明尚奇书风盛行的同时,以传统观念观照书法的态度作为一种惯性,还存在并以极为强硬的姿态对世风进行反拨。项穆的《书法雅言》可以说是声音最为强烈、态度最为坚决的。在《书法雅言?品格》一篇中,项穆明确提出自己的正宗观。项穆自小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父辈艺术风格与审美指向以及传统的思想教育对项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项穆正宗观的形成是家庭潜移默化的结果。

雅言、乐语与《诗经》——试论周代诗乐体系传习雅言的职能与机制

周代雅言与诗乐密切相关的文化机制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本文研究表明,唱诵传习《诗经》是周代以诗乐教育推广雅言、培养雅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方式。诗乐体系承担传习雅言的文化职能,是根源于其在文教机制、技术能力等方面具备把握雅言语音的多种优势。探讨雅言与诗乐的关联,能够让我们比较切实的把握到《诗经》传播机制、文化功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周代诗乐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春秋雅言”与《左传》叙事语言

"言事相继"的特点使《左传》的叙事语言很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春秋以来形成的"雅言"的体现。《左传》的叙事语言就是在雅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的典范。在《左传》文本中,主要体现于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

文人书法的践行与颖悟——读吴连增先生《书法雅言》

吴连增先生是新疆文坛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宿将。他自幼喜爱文艺,青年时从河北集体支边来疆,在基层工作多年。新疆神奇广袤的山山水水,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还有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唤起他创作的激情。1957年21岁的他,在创刊不久的《绿洲》杂志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暴风雨之夜》,从此正式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在'十年浩劫'期间,他因一篇小说被打成'写中间人物'和表现'人性论'的大毒草,而受到巨大的冲击。

邀请函中的雅言应用

邀请函是日常工作中常用的公关工作文书,在邀请函的写作中很多人存在误区,要么是硬套现成模板,要么全盘借鉴西方商务文书。我们应当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将传统雅言与现代应用文写作相结合,最终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应用文书。

修“雅美”之心，塑雅言、雅行、雅恩、雅品

“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阶段数学课程的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孩子进行雅言雅行的培养，从外在的雅形，如坐姿、站姿、行走等，到内在雅的品质，如讲规则、会合作、会交流、有信心、有理想等，涵养孩子的雅言雅行，使学生成为文雅之人，提高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