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利益感知——以德夯苗寨景区为例

为了评估旅游扶贫对当地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以吉首市德夯苗寨景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利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问卷调查结果.结果表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可通过发展旅游快速脱贫,旅游扶贫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和态度因人口社会学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贫困文化与精准扶贫的一种实践困境——基于贵州望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寨的实证调查

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瞄准是中国反贫困的重要策略。当下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仍是精准扶贫的难点。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地贫困文化的象征符号、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具有巨大的维持贫困生活方式的传统力量,对精准扶贫及其携带的现代主流文化形成包围和切割的阻碍困境。精准扶贫与贫困文化存在三组矛盾关系:扶贫经济与贫困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快扶贫—慢生活"的行动规范冲突和"理性—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冲突。因此,精准扶贫要与改造贫困文化同步进行,要放慢速度,突破贫困文化的传统社会规范,要做好义务教育与成人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培育贫困人口的现代理性精神。此外,精准扶贫还要关注贫困文化变迁中的文化震惊与文化堕距现象,防止贫困回流与社会失序或社会解组。

胜任力与工作满意度关系视角下乡镇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研究——以广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为例

对广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乡镇青年干部的胜任力与其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能力对提高乡镇干部在工作本身、工作回报、领导与管理、发展前景等方面的满意度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宣传策划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改进乡镇干部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认知,心理调适能力的提升则显著有助于改善乡镇干部人际关系的满意度。由此,应注重乡镇干部学习能力、宣传策划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等方面的胜任力素质培养,通过建立系统的乡镇青年干部培训机制、发挥媒介宣传的激励效应、建立缓解乡镇青年干部工作压力的工作机制等措施,提高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乡镇干部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加强乡镇干部队伍的建设。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代课教师问题研究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代课教师的存在是解决当地师资匮乏的有效办法。这些代课教师因各种条件表现出不同类型,但却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对农村代课教师进行"分类"和"优劣甄别"、完善农村代课教师的"人事代理"制度、实施"本土"招聘和"长期"留住政策、建立健全不合格代课教师的"人性化"退出和培训机制、建立健全代课教师津贴补助制度等政策,为特殊贫困地区长期留住优秀师资。

中部平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研究——以安徽省宿州市为例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安徽省宿州市所辖均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个区为省级省扶贫开发重点区,扶贫任务非常重。以安徽省宿州市为实例,分析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更好推进精准扶贫提出建议,能为中部平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提供借鉴。

集中连片贫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空间效应——基于大别山区经验的分析

基于大别山区典型集中连片贫困区数据,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减贫的空间效应。首先,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对大别山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其次,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大别山区普惠金融贫困减缓空间效应;最后,就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及减贫效应提出对策建议。认为大别山区的普惠金融效应显著,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要加快传统普惠金融和新型普惠金融建设,促进地区经济信息交流共享,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集中连片贫困区”经济发展失衡现状研究——以陕西省商洛市为例

文章以"集中连片贫困区"的陕西省商洛市六县一区为研究对象,对其2009年至2013年连续5年的经济规模、空间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该地区虽然近几年经济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发展在各区县间失衡的问题仍广泛存在,且这种失衡出现日益增加的趋势。通过对地域、资本、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分析,对"集中连片贫困区"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集中连片贫困区耕地安全性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忻州市为例

为评价集中连片贫困区——忻州市的耕地安全性,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忻州市及14个县(市、区)的生态足迹和承载力,进而计算生态盈余/赤字、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三个耕地安全性指数,采用权重赋值后的综合安全指数对忻州市及14个县(市、区)2009—2018年的耕地安全性进行分析,并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时间尺度上,2009—2018年忻州市综合安全指数呈现出时间差异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尺度上,忻州市14个县(市、区)综合安全性表现为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区域差异性,综合安全等级趋向于不安全,不安全县(市、区)增多,东、西部综合安全性低于中部,向不可持续方向发展;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农业投入与产出、资源禀赋对忻州市耕地安全均有影响,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影响忻州市耕地安全的因素是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忻州市耕地安全性发展趋势需要引起重视。

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反贫困路径探索

贫困区域的长期存在是制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之一,反贫困研究备受关注。本文介绍当今国内贫困区域的布局、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历史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连片集中区域反贫困的路径,提出走精准扶贫道路。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地域毗邻、发展相近,但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成为一个存在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事务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已显得举步维艰。本文通过梳理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障碍,提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并对相关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基于调研组2019年7月在喀什地区A村搜集的精准扶贫资料,重点分析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一般户、富裕户、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原因,鉴于此,提出了通过明晰精准扶贫的政策定位、完善精准扶贫的识别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精准扶贫的监督机制以及完善精准扶贫的帮扶机制等政策建议。

洛阳市非集中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洛阳市非集中连片贫困区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做好非集中连片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意义重大。通过对洛阳市非集中连片贫困区的类型分析发现,非贫困县(市、区)中的贫困村及贫困人口、非贫困村中的贫困人口两类情况呈现涉及面较广、贫困人口比例大、致贫原因多样、精准施策难度大等特点。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规划重点难以覆盖、投入不够、帮扶不到位、责任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建档立卡要实现全覆盖、加大投入力度、扶贫投入要与脱贫攻坚任务相匹配等对策建议。

解决跨行政区域集中连片贫困区整体脱贫的实践探索研究——基于云南“倘甸片区”“行政管理托管”的调查研究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日趋接近,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大。解决区域整体贫困是当前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困中之困"。跨行政区域管理是影响当前集中连片贫困区整体脱贫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云南省昆明市在分属于三个县区行政管辖的倘甸集中连片贫困区,实施"行政管理托管"的制度创新方式,为实现该片区整体脱贫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直播带货对秦巴集中连片贫困区持续脱贫的影响研究

直播带货已成为新经济形势下的重要营销手段,也是当前形势下的重要选择,已成为人民群众重要的销售手段和消费方式。要想持续脱贫,振兴乡村经济,是未来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使贫困地区农民能够持续性脱贫,把农村资源转化为资本,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那么直播带货对助农脱贫致富具有重要作用。直播带货是消费扶贫重要方式之一,但如何进行直播带货又成了重要难题。不言而喻,任何一项新政策实施,少不了地方政策扶持,好的政策才能带来大量资源与机会;有了好的政策之后,地方政府也应出台相关规定引导产业发展。除此之外,做好配套设施建设工作以及人才培养机制多管齐下,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加上近年较为风靡的电商团体,可以开展电商培训以及网络直播带货,号召农户将特色产品挂在网上或者在直播间售卖,在打响农副产品品牌影响力的同时,实现资本创收。通过网络直播带货作为电商发展的一个新兴板块,打开特色市场,帮助农户走上致富道路,对助力国家精准脱贫政策实施决胜脱贫攻坚奔小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农业供应链的扶贫路径研究

云南省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为一体,是中国最为集中的深度贫困区之一。通过对该地区农业供应链的扶贫路径进行研究,来实现脱贫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既定目标。具体而言,云南省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农业供应链的建立,应厘清农业发展的主体,选择适合的产业发展方向,建立供应商、个体农户、经销商、零售商、消费者、服务提供机构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兼顾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绿色农业供应链的建立、完善、发展不懈努力。

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的教育致贫悖论问题——以四川省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为例

在当今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教育致贫”作为其中的典型案例,具有一定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将以四川省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证案例,深入探究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教育致贫悖论问题的辩证关系。“教育致贫”现象在四川省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区非常突出,悖论性在于,在大众的常识中,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是相辅相成,“教育发展”与“经济贫困”相对应让人费解;非悖论性在于,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教育致贫原因有其特殊性,该区域处于彝族传统文化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非常深远,故当地人选择以自然习得教育和彝文教育来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学校教育之中的专业课设置并未体现传统教育文化的内容,导致很多学生被迫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对学校教育缺乏兴趣,成绩不理想,大部分学生难以升入上一级学校;少部分学生顺利升学后,就业堪忧,家庭的困局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步入攻坚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但集中连片贫困区面临金融服务的门槛效应与排斥效应,传统金融减贫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急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达到金融减贫效果。本文首先对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运用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2010~2017年数据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农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力度等因素干扰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发挥。最后,从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和政策体系、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与社会保障方式调整等方面提出促进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政策措施。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多种模式决胜脱贫攻坚——以吕梁为案例

2020年是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脱贫任务是我国今年经济社会工作的战略重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吕梁山片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位于吕梁山片区的吕梁市是革命老区、贫困大区,全市13个县(市、区)中10个是贫困县。“十三五”以来,吕梁市基于精准扶贫思路,针对性设计了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光伏扶贫、金融扶贫等几类攻坚模式,减贫效果突出,逐渐走出一条“吕梁路径”本文介绍吕梁市三种典型模式,为我国其他地区脱贫攻坚示范借鉴。

集中连片贫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现状分析

目的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现状进行摸底,为集中连片贫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资源配置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通过贫困地区卫生计生基线调查平台,收集全国832个贫困县妇幼保健机构相关数据,通过专家咨询法筛选核心指标,对机构的资源配置、服务能力及服务效果的核心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集中连片贫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危房面积占比3.95%,每万人口编制床位数0.87张。年末在职职工数64人,医护比为1∶1.09,每万人口助产人员数0.11人。全县婚检率为47.24%,住院分娩率97.88%,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89.08%。活产数占比21.54%,剖宫产数占比29.75%,财政补助收入占比45.81%,资产负债率41.06%。结论对房屋、设备的设施进行统一配备体现妇幼保健机构特色,优化集中连片贫困区卫生资源结构。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医务人员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助产人员和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通过组建妇幼服务联合体、远程医疗及对口支援等方式,促进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资源和能力下沉。加强财政投入向基层、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同时加强资金的监管,点面相结合实施精准扶贫。

多维贫困视角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返贫问题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中国的精准扶贫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然较高,返贫现象依然严重。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返贫问题的原因是多维的。不同类型的返贫风险,需要相应的不同干预工具及策略组合。从收入、能力、多维贫困角度提出了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就是要构建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形成精准化、个性化的脱贫减贫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