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宗伊洛:李明复《春秋集义》编撰发微

李明复《春秋集义》撰成于嘉定十三年六月至十一月之间。其书征引十七家皆系本朝深具伊洛渊源的《春秋》学说,这种独宗伊洛一派的集解方式,在宋代《春秋》集解中可谓有一无二。宋代《春秋》集解中的伊洛特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轻至重的趋变过程。李明复《春秋集义》完成了对伊洛《春秋》学及其学统的梳理和总结。《春秋集义》的编撰与“嘉定更化”之后的政治、学术情势密切相关。李明复不仅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作为征引诸家的主要依据,而且在立此《春秋》学的“道学宗派”上,也受到了《伊洛渊源录》的深刻影响。其集解方式当受到朱熹《论孟集义》(又名《论孟精义》)的启发,同时也与当时蜀地学术传统有关。

反井钻机在蒙华铁路集义隧道竖井施工中的应用

蒙华铁路集义隧道全长为15417 m,属于高瓦斯隧道,共布置了4条通风竖井。该隧道采取反井法施工竖井,并结合具体工程情况,使用正循环潜孔锤技术进行导孔施工,反井钻机进行扩孔施工,在安装井架后采取锚网喷支护,最终形成了直径为2.0 m的竖井。实践表明,竖井施工后的偏斜角度较小,4号竖井施工效果良好,其偏斜率不超过0.2%,此次项目施工效率高,是中国现阶段反井法一次成井深度最大的施工实践。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大易集义》补正初探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大易集义》的版本应为"宋初刻·元递修·清补抄"三者合一本。其中刻本作为"善本"可谓实至名归,而清抄部分却难符其实。《大易集义》曾被《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整本收录,故依据今传《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可望实现对"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大易集义》的进一步"再造"。尤其是清抄部分,以《讼》卦补正情况推算,不仅讹误可得纠正,大量所漏抄文字也将得以补全。

《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籍贯略考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两者之矛盾即王国维难题之所在,此问题对区域文化研究者有启发意义,并可在当前地方文化研究中利用"佛教四句破"扩充和丰富这种对立格局。纪晓岚谓《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始末无考",乃失察之言。查《春秋集义》序跋、《合川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可以初步判定李明复籍贯乃今重庆市合川区合阳镇濮湖村。文章据此排除了李氏为陕西合阳人、山西安泽人、浙江天台人的几种说法并说明了诸误说的成因。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辨正——兼及作者归属问题

关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纳兰成德"自序"误以为其源之一为"陈友文《大易集义》",朱彝尊与四库馆臣因袭以传讹直至今日,其实当为魏了翁《周易集义》。《周易集义》是在《大易粹言》基础上编成。此两书后来由纳兰成德所找的无名氏代劳而合编为《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相对于主体部分——宋人"易学"集解的成果——《大易集义》与《大易粹言》而言,清人的贡献有限。

魏了翁《周易集义》复原方案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谥曰文靖,后称魏文靖公。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人。其易学著作有《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周易要义》十卷。此外,还有《易举隅》、《观物经世说》(已佚)。《周易集义》又名《易集义》、《大易集义》,系魏了翁裒萃周、程、张、邵、杨、游、胡、二朱、二吕诸儒易说而成,成书宋末,清《四库全书》未收入。本文从该书的成书、刊刻、流传以及今存善本现状进行逐一考察,以求恢复该书原貌。

朱熹的书学之道——以“集义”方法为视角

朱熹不仅是书法家,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要真正理解他的书学之道,就要从其思想的整体性入手,来讨论他的理学思想与书学之道的关系。“集义”在朱熹复杂的思想体系和丰富的人生实践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它是从朱熹形而上的理学思想中总结出来的、具体可行的形而下的方法。解释“集义”,离不开朱熹思想中几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天理流行”“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极而太极”等。通过理解“集义”方法在朱熹书学中的意义,还可以揭櫫书法学习不应只局限于技法学习或书学研究,而应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书学之道。

论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的思想内容

清代是古代咏史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在众多咏史诗集中,罗惇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有感而发,观古人之善恶得失、为自身之规范鉴戒,是孔门"兴观群怨"文艺观的忠实践行者。在选材方面,诗人眼光独到,能够注意到社会文化发展中众多的变化,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历史,并通过咏史传达出这种变化。在注释体例上采用自注、释词以注典,充分体现出诗集的文献价值和补史之功。诗集虽是恪守《御批资治通鉴》所作,却处处渗透着诗人以史为鉴、教化人心的史学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认识论和表彰乡贤、以诗传人的文献观。

魏了翁《周易集义》成书与流传考

魏了翁《周易集义》成书于宋末,因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而流传甚稀,清整理《四库全书》时未收入。本文从该书的成书、刊刻、历朝的流传以及今存善本现状进行逐一考察,以求恢复该书原貌。

浅谈孟子的“集义”与庄子的“坐忘”

作为儒道二家的正统传承者,孟子与庄子的学说一同流传千古,泽被万代,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境界,孟、庄分别提出了＂集义＂与＂坐忘＂的践履功夫,两者虽然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对立之势,却又在表现形式上互为补充,并在终极关怀的维度上达到了统一,其在形式、方向和目的等多个层面上都有着可供研究对比之处。

《女科集义》提要

《女科集义》三册，不分卷。目录页署“昆山二十八世郑祥徵继善甫辑”，“蛭男郑维嗣孝仲、（郑）维业又新誊较（校）”。

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论略

《集义轩咏史诗钞》是一部通代编年咏史诗集,可谓清代七律咏史之首。诗集着重吟咏了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经术理学等方面有特殊表现和突出成就的历史人物,然有几类人物却未涉及,究其原因,皆是与"义"字有关,充分体现其"取足示劝惩者托诸吟咏"的创作主旨。诗集注释体例特点突出,笺注为自注,以训诂形式注释词和短语,实质所注为相关的典故本事,有补诗和补史之功。

《集义轩咏史诗钞》释“义”——论罗惇衍对司马迁尚义思想的接受

清代诗人罗惇衍的大型咏史诗集《集义轩咏史诗钞》以"义"为评价各朝历史人物的标准,从诗集中取材于《史记》的人、事可以看出,诗集深受《史记》的影响,诗人亦受到司马迁尚义思想的广泛影响,并从中进一步阐释诗集中"义"的含义。

“集义”校园文化建设的理念与行动策略

“以义润生以义化人”是我校特色文化的追求,“义”是学校文化的灵魂,学校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结合“守义”的校训,在校园文化中融入多种“义”文化基因,提出了“集义”的概念,旨在打造学校文化,传承地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以“义”之精神铸就学校灵魂,打造一个有情有义、智慧灵动的“集义校园”,以文化环境影响人,为小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发展更好的起到熏陶、辅助、推动作用,着眼塑造一批忠诚仁义人格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术语的革命”与“集义所生”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实践、状态具有不同的概念属性。对其生成逻辑、理论特点、历史地位和未来走向,需要从四个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第一,它与新时代相适应、相对应,把握和体现的是新时代的主题和精神;第二,它是经由“术语的革命”所达致的革命性重构,具有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全面超越;第三,它闪耀着中国“集义”思想的文明光辉,体现出“集义”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内容;第四,它蕴含着深厚的实践生命力,同时也存在着变和不变的内在张力,因而既有内生成长性,也表现出自我否定性。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将会迈向“更高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必然会融入新的理论“合题”而归于消灭。

朱子“集义养气”的诠释发展——以对二程的继承与反省为中心

一、前言“集义养气”出自《孟子》,是其中历来注疏最多、发明最繁的一章。宋代《孟子》一书由子书升格为经书,孔孟之学也在义理上有了新的展开。二程认为孟子最有功于后世的是“性善”“养气”之说,对于养气工夫尤有发明。朱子亦有新诠,是其继承反省二程后义理创发的结果。

赵岐:集义养气一汉卿

在讲有关东汉的故事之前,先要说说汉代的历史背景。汉分前后:以长安为国都的西汉和以洛阳为国都的东汉,以王莽篡政为分界。东汉光武帝刘秀吸取了西汉君主失权的教训,撤销了有实权的丞相,改为尚书台机构协助皇帝总理国政。但随着皇权昏,皇帝短寿,经常出现幼主即位母后临朝的情况,女主往往任命娘家人入主尚书台,俗称“外戚”。而幼主成年后为收回大权与外戚有冲突时,又会重用宦官,所以整个东汉朝野几乎都贯穿宦威争斗。另外还有士大夫耻于攀附而自成一派,这三派势力搅得天昏地暗,最终导致全国动乱而被灭国。本篇写的人物,就是处在这样政治环境中的赵岐。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

魏了翁倾心《易》学,终生治《易》,谪居靖州期间,完成了两部《易》学名著,一为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的《周易要义》,一为取濓洛以来诸大儒《易》说,集解而成的《周易集义》。其中《周易集义》初刻于紫阳,补刊于至元,大旨系以程、朱为宗,融汇濂洛《易》说,象数、义理兼备,其说有补于读《易》者,故颇得学人推崇。本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集义》为例,对其成书始末、刊刻经过、体例内容等略作考辨,以见其特色、成就。

知言与养气:孟子对仁义之道的新拓展

孟子之前的儒者不善言辩,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则以“不得已”加以辩驳。孟子的理由是:基于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和儒家仁义学说。孟子的“好辩”是“知言”的表现,并以“诐、淫、邪、遁”之辞剖析各类邪说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孟子阐明了“浩然之气”:“气”有义、道为基础;道是仁道,义是行仁之路;“养气”是行仁义之道的方式。基于仁义之正和气之浩然,孟子进一步阐发了集义与仁政学说。孟子的“知言”与“养气”源头在孔子那里,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支撑孟子仁义之道思想的基础理论与主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