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递藏轨迹考述

国图藏钱杲之《离骚集传》,根据其题跋、题识、题签与藏书印,结合对与之相关的历代书目文献的考察,一条完整的递藏链就清晰地凸现出来了: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首藏于江阴朱承爵“存与堂”,由其后人朱元孺递藏;又藏于常熟毛晋“汲古阁”,由其子毛褒、毛表递藏;继藏于丰润曹寅“楝亭”;继藏于桐乡金德舆“桐华馆”;继藏于平江黄丕烈“士礼居”;继藏于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由其后人汪宪奎、汪振勋递藏;继藏于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由其后人瞿镛、瞿润、瞿秉渊、瞿启科、瞿启甲、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祖孙五代递藏(瞿启甲掌握期间,武进费念慈和常熟邵松年均曾向其借以影抄录副),1950年由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兄弟将其捐献于中央人民政府,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楚辞研究的细心、认真与贡献,这也充分证明了此书确为宋刻孤本而非影抄本。

赵汸《春秋集传》版本源流考

赵汸编撰、倪尚谊续修的《春秋集传》是一部汇集经说,探究鲁史策书之例与圣人笔削之义的著作。嘉靖十一年夏镗刻本是其祖本。其次为嘉靖三十四年金曰銿刻蓝印本。有清一代,主要有通志堂本、粤东书局本两种刻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四库本、荟要本3种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与通志堂本的底本都是夏镗刻本。粤东书局本是对通志堂本的覆刻,质量不佳。四库本与荟要本均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但四库本大量改字,校勘不精,讹误甚多。

黄道周《缁衣集传》版本考

明末黄道周所撰《缁衣集传》,是现所见仅有的疏解《礼记·缁衣》篇的专著。明崇祯年间刻本很有可能是该书的初刻本。崇祯十六年(1643年)卢之颐、李清校刻本因刊刻时间较早,且完好保留校勘痕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郑开极刻本传世最广,但各图书馆藏书目录多将此本与乾隆年间翻郑刻本、道光年间彭蕴章重刊郑刻本混淆,相关讹误应予以补正。至于乾隆间《四库全书》写本则质量不佳,讹脱衍倒及篡改较多,需谨慎使用。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考

文章对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进行穷尽式研究,发现其来源皆有根据,且体例严整,并非随意为之,朱熹既继承了陆德明的反切和"协韵"组合模式,又给以己意所定之反切注上"叶"的标志。文章同时归纳出了朱熹二反、二音的两种类型:一为并列古、今(或今、古)音;二为四声互用。从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的对比来看,二反、二音并非漏注了叶字,而是朱熹有意为之,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统一于朱熹的注音原则。

析《诗集传》与《毛诗序》的异与同

提要《诗集传》是对《毛诗序》的反动,然而,它们对《诗经》的解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本文侧重分析了《诗集传》和《毛诗序》相同的方面,并进而阐述了我们对《毛诗序》所应持的态度。

朱熹《诗集传》的特色及其贡献

在《诗经》研究史上,朱熹的《诗集传》有着很高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朱熹以思辩的精神,求实的态度,对前人《诗经》研究的遗产进行了总的清理,在名物、训诂、义理、文学等方面都有所发明,开拓了《诗经》研究的新领域。 在朱熹的著作中,除了《四书》外,《诗经》是他用力最深的一部书。他治《诗经》。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蔡沈的《书经集传》是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其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和释义方式多样。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将训诂与义理有机结合,既博采众说、从善存异,也疑古创新、融会贯通,不主一家,对于疑难问题采取存疑,勇于纠正前人之误,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成就。当然,在词义训释和句读等方面也有一些失误,但与其成就相比,仍是瑕不掩瑜。

《春秋集传微旨》“原情”与“明微”的解经意趣

《春秋集传微旨》是中唐春秋学主要著作之一,陆淳在自序中称此书是对《春秋》中"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的精微内容的揭示。通过考察,陆氏在解经中通过"原情"和"明微"展现了这些内容。原情之"原"是动词,有察、探之意,"情"则指向人的内在心理动机,与原情相关的话题有"权"与"变之正",三者相通,而情可以贯通后二者。"明微"的方法则是根据《春秋》的书写,结合三传所提供的背景信息,揭示经文背后之曲折,把人们难以想到的面向凸显出来。由此,陆淳等人视野中的《春秋》微意得以彰显。另外,《微旨》超脱三传,由己意取舍,缘经求义的解经方法,打开了经学由汉学到宋学的转变之途。

探究朱注《集传》中“见”的用法

朱熹的《集传》以训释简明而著称,这与朱氏善于运用训诂术语有密切的关系。通过研究《集传》中训诂术语"见"的运用情况,可以看出朱熹较好地处理《诗经》中相同词句的注释问题。对于《诗经》中重复的词、句子、章句、诗篇等,他用一个"见"字就处理的非常妥帖,这表明朱熹对"见"字有独特的见解。

《诗集传》叶音辨

《诗集传》叶音，后人多有误解。本文以叶音证叶音，并较之陈第古音、考之《楚辞辨证》，认为《诗集传》叶音即朱熹心目中的古音。全面客观地研究《诗集传》叶音．对了解南宋的古音学、对重新认识古韵学史，都将大有裨益．

上海图书馆藏《医林集传》残本考

《医林集传》由清代医学史家李炳芬所撰,系历代医家传记著作。留世的咸丰八年戊午(1858)抄本,仅存上下两册、中册缺失,孤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全书采集子史百家文献113种,记载380位医家传略,按朝代顺序对各医家的生平、医事活动及主要学术思想作较为详细的阐述。《医林集传》编写体例精当、便于查阅,言语文字凝炼、医史结合,内容完整充实、尊古不泥,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大有裨益,实属清代为数不多的一部医家传记。

明代出版文化语境下神仙集传的刊刻与新变

神仙集传是道教传统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列仙传》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道徒将神仙故事和传记汇集成书,以证明神仙之实有,并弘扬道教的修行方式,为后世修道者树立楷模。而进入明代之后,道门并未继续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反倒是江南一带的文士及从事商业出版的书坊主等世俗社会成员积极地推出新的作品。以屠隆为首的慕道文人依据自身对道教神仙的理解编纂了神仙集传,而书坊主不仅重刻了《列仙传》等经典的神仙集传,还编纂并出版类似作品。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他们在编纂、刊刻这类作品时也怀有不同的动机和心态。而在出版文化的语境中,神仙集传的编刻不仅衍变为一种社会性的事务,而且其内容也因编刻者、读者身份的变化而有了通俗化的倾向。

《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

《诗集传》叶音即朱熹心目中的古音。本文全面考察了《诗集传》的用韵，并利用叶音剔除今韵，考得朱熹古韵舒声十三部、人声八部；再根据韵字及叶音探讨朱熹对古韵的一些认识。［

因人立传集传成史——浅谈我国古代的人物传记

人物传记这种文体,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它的任务是记载某些特定人物的生平事迹,并透过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窥视当时的社会风貌,从而探索历史兴衰存亡的规律,作为后人的借签。而因人立传,集传成史,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立史的传统。数量众多的人物传记,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独树一帜。

易简政治与美德伦理——以黄道周《缁衣集传》为中心

黄道周的《缁衣集传》作为《礼记·缁衣》诠释史上唯一单篇别行的注本,将《缁衣》所论述的人之好恶拓宽为全民的人性。黄道周主张根据民之好恶,建立礼乐教化,从而达到政治上易简不烦的理想状态。政治教化的关键在于,君主要以诚作为治理天下的美德政治的根本。诚之外的另一重要德目是敬,君主人臣在政治实践中应始终保持敬慎,由此确保天下百姓对为上者的信任,从而达到理想的易简之政。诚、敬、信这三种伦理美德的落实,实际上是建立在三种不同政治角色相互交错的基础之上的。

易学化,理学化,实学化——黄道周《缁衣集传》诠释特征及意义

黄道周《缁衣集传》是《礼记·缁衣》诠释史上唯一单篇别行的注本,本身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与诠释者黄道周的治学风格。《缁衣集传》将原经文分作23章,并冠以章名,其解经并未采用训诂考据的方式,而是以阐明大义为主,主要有易学化、理学化、实学化三个特点。在易学化方面,纳入了包括诠释者本人独特的变卦解易等作为解经方式,寄托诠释者的主旨思想。在理学化方面,体现为三个方面:使用理学特有的术语解经;预设宋明理学的主要命题;诠释的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理学特征。在实学化方面,体现为道体求实的主张、经世致用的诉求、实测之学的运用等三方面特点。

从《缁衣集传》看晚明君民伦理的重构

古代《缁衣》诠释史上唯一一部单篇别行的著作《缁衣集传》,是晚明闽籍大儒黄道周后期的经学著作,集中阐释关于君民伦理关系的四种比喻。通过天爱日月之喻,黄道周主张君民之间情感相通,互相亲爱。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密到亵狎的程度,所以君主应保持敬慎,对天下事物须考虑周密,这就是舟水之喻的道理。基于此,黄道周扬弃与超越了以往对山地之喻与心体之喻的认识,提出君民之间最好的状态是君民同构、感通、平等。面对明代以来政治上的"阳儒阴法"问题,作为一代醇儒的黄道周力图剥除"阴法"而恢复纯粹的儒家颜色。他的政治主张虽然不出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大框架,不像清初思想家对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提出猛烈的批判,但是他强调臣民的政治主体性,已经产生明显的平等观念,体现了明末时期新民本思想的特点。

儒家“君为民表”的政治伦理建构——以黄道周《缁衣集传》为中心

在儒家传统中,“君为民表”与“君为臣纲”相仿,主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晚明闽籍大儒黄道周对“君为民表”思想的政治伦理建构,是通过对“谨言慎行”的论证展开的。在“慎言”方面,君主言论的影响之大,从空间的范围之广与时间的跨度之长获得论证。王言之难是君主制的重要体现,意味着集权在身之难。在“谨行”方面,从整体上把握“谨言慎行”的政治行为,就是以“敬”统摄言行。君子行道能持久不衰,是因为“做敬”的工夫,敬是“道”得以显现或对人发生意义的能量源泉。在传统儒家看来,能够“导人”和“禁人”的方法不是强制性的命令和宪法,而是身为“民表”的表率作用。因此上下之间“易事易知”的易简之政,才是“君为民表”思想的政治目的。君主若做好“易事”的民表形象,臣民也会跟着做到“易知”,由此上下相通,共同缔造易简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