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制度创新、问题与完善

为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益的保障,我国修订了《工会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但是,从实践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缺乏入会积极性,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不够充分,集体协商效果尚未凸显。从成因来看,现行制度有关主体资格、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等方面,与新就业形态不相适配。我国宜从立法上明确建会入会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提高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的层级;提升工会服务质量,促进建会入会积极性;拓宽企业民主管理参与的资格与形式;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匹配的集体协商制度,强化对算法等新问题的关注。

集体劳动权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集体劳动权是现代劳动权的核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劳动权也逐渐成为协调劳动关系、实现和平衡各方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我国集体劳动权制度应当借鉴外国和国际立法的成就,完善参加和组织工会权、参与民主管理权、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权方面的立法。

关于加强集体劳动权立法的思考

集体劳动权是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权的基础。随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矛盾的逐渐显露和现有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滞后,使加强集体劳动权的立法成为必要。应当从完善工会权立法、制定集体合同法、加强参与民主管理权的法制化以及加强集体劳动权的司法保护等方面加强集体劳动权的立法。

论我国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特点及其实现路径

完善集体劳动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集体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形成。我国集体劳动权的特点是工会体制一元化、注重集体协商、罢工权不明确和重视劳动者的民主参与权,它体现了国家的政体性质和文化传统。当前要通过增强工会集体谈判和集体争议职能,借助三方协商机制和基层党组织的纽带作用,强化法制等措施来实现劳动者的集体劳动权。

关于加强劳动者集体劳动权保护的法学思考

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民主管理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是现代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享有与行使是保障劳动者个体劳动权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完善劳动者的四大集体劳动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

超越劳动关系:平台经济下集体劳动权的扩张及路径

因平台工人的法律身份属性不明及工作方式灵活,故其在参与或组建工会及从事集体协商上面临困境,可能引发劳动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理论上,集体劳动权具有基本人权属性,旨在解决劳动力市场议价上的不平等,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使之与反垄断法存在协调之可能,因此集体劳动权向非劳动关系领域扩张具有正当性。实践中,域外立法通过三种路径实现集体劳动权的扩张,包括扩大集体劳动法中的雇员概念、赋予特定职业自雇工人集体劳动权、在竞争法中增加特殊豁免情形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平台工人集体劳动权的保障,我国在立法中应明确集体劳动权在非劳动关系领域适用的合理范围;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平台工人入会,并积极加快相关行业性工会的组建;在集体协商中重点关注平台工人的身份分类、服务费率、职业安全及工作数据等问题。

教师集体劳动权初探

教师集体劳动权对于教师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教师集体劳动权在立法上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使教师难以依靠集体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劳动权利。日本和美国对教师集体劳动权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护教师个体劳动权利、减少个体劳动争议的作用,这对于我国保护教师合法权益、改善教师弱势地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谈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工会对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的保护

劳动权作为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体的普遍性、地位的基础性、功能的母体性、逻辑的优位性、运行的综合性等基本权利的重要特征，同时兼具自由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属性，对人权谱系中其他权利有重要影响。奥地利学者安东·门格尔就在《全部劳动权史论》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日本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与政策探析

日本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既有法律层面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框架,也有政策层面以构建以理解和信任为基础的稳定劳资关系的各项措施。在法律与政策的合力之下,一方面,日本集体劳动争议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对于已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由于存在多层次的解决机制,降低了争议演化为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基于我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

我国《工会法》第52条规定的责令雇主承担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责任,与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第10(c)条的规定看起来很相似,相比之下,这一规范在美国劳动法的实践中很有效,在我国却极少被适用,解释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的国家,从《瓦格纳法》规定的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禁止规范及救济措施,到《塔夫托—哈特莱法》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工会和雇员,在雇用自由原则和劳资自治模式的背景下,其演变始终以保护雇员团结权的松紧程度和收放态度为线索。我国《工会法》现正处于第三次修改阶段,适时检讨第52条的解释和适用的障碍,还可以解决其与《劳动合同法》规范的竞合问题。

试论劳动关系新特点及工会的调节作用

试论劳动关系新特点及工会的调节作用贾鲁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使我国劳动关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建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工会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之一──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在对劳动关系的调节方...

智能平台经济工会组建的法律困境及解决路径

互联网让世界变平,也让雇佣关系的认定变得日趋复杂。以“智能主义”为主导的智能平台的组织形态与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显然不同,智能平台组织正在由传统的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雇员开始从过去的“厂区人”“固定人”向“移动人”和“共享人”转变,工作场所流动化、工作时间碎片化已成常态。这不仅导致雇佣关系的从属性减弱,也导致雇员之间的联系性日趋松散和微文本化,雇员之间组织性日趋弱化。但另一方面,相对于拥有强大算法的网络智能平台运营商,雇员各项权益的保障又离不开集体组织的力量和智慧,智能平台雇员组建工会是集体劳动权行使的必然要求。雇员的主体身份界定不明、集体协商机制缺位以及难以组织等问题,需要通过明确智能平台雇员的工会会员资格、完善集体协商制度、创新工会组织形式等途径加以解决。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问题研究

新就业背景下,工人的劳动权利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密切关心的关键性问题。将新就业形态下工人的劳动权益分成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条件权和救济权等四类,从这四大类型中又可延伸出十三种权利。为此,本文深入研究了有关新就业形态工人劳动就业权、报酬权以及条件权中的社会保障权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就业形态工人的劳动就业权、报酬权和社会保障权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分析指出提高新就业形态工人的劳动权利保障能力需要更复杂的政策行动。

雇主算法权力:法理构造、内涵特征与规制路径

雇主算法权力是指具有雇主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依靠算法劳动规则对劳动者权益产生影响的能力。雇主算法权力作为一种复合权力,其所指向的算法劳动规则的隐蔽性、分散性和动态性特征,决定了雇主算法权力在适用对象、权力内容和适用方式层面区别于传统的劳动管理权与规章制度,进而对劳动关系平衡带来特殊的影响。其中,劳动的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去人格化”是核心影响。为此,必须从保护劳动者人格尊严原则出发,强化集体劳动权对雇主算法权力的制衡功能,对算法劳动规则“去伪存真”,从而建立起以算法备案、算法审计、算法监督为核心的算法劳动规则纠偏机制。

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

宪法上的劳动权包含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两类,我国现行宪法仅规定了个体劳动权,对于集体劳动权在宪法性法律上有不完整的规定。通过对德日两国有关个体劳动权规定的比较,不同的宪法文本、宪法理论对劳动权的性质的影响巨大,从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历史和体系来看,应属于社会权属性。作为一种社会权,劳动权仍具有两种给付请求权功能。同时,对于劳动义务,应将其理解为对公民劳动权的一种内在的限制,但在宪法上作专门规定的意义不大。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现状及策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包括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条件权和劳动救济权4类,并可以细分为13项权利。本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代表,进一步分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劳动条件权中的社会保障权的现状。研究发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社会保障权相比该群体劳动者的平均情况都得到了改善。研究认为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水平需要更复杂的策略行动,包括继续发挥好市场作用、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等。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发展的论述及对中国当代劳资关系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发展的第二阶段需要两个条件:大工业的物质条件和民主政治制度、集体劳动权利制度。正是民主政治、集体劳动权利制度使无产阶级没有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一理论和历史的总结,值得执政者深思:今天不就面临同样问题吗?不就应将中国当代产业工人(农民工)纳入体制内,消解他们的制度性不满吗?而这,就需要赋予他们以集体劳动权利。

跳楼:社会难以承受之痛

在连续发生了12起跳楼自杀事件后．尽管富士康公司列举了每个当事人的个体原因，如恋爱、家庭、疾病等等．以此来证明这些是各有原因的孤立事件，但是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掩盖悲剧如此集中而频繁地发生在同一家企业的事实。

正确发挥工会组织在集体合同中的作用

集体合同制度是一项调节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法律制度。集体合同，又称“集体协议”、“团体契约”，国际劳工组织《1951年集体协议建议书》将集体合同定义为：“由一个或几个雇主或其组织为一方与一个或几个工人的代表组织（不存在这种组织的，应由通过按照国家法律或法规由工人正常选举产生并认可的工人代表）所达成的，涉及工作条件和就业条件的任何书面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