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集体叙述与翻译规范

社会叙述理论为翻译规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清主流叙述中的"陆沉"、"睡狮"和"老大帝国"首先经由"士大夫"的概念叙述逐渐进入集体叙述。政治小说和爱国诗歌受到译者和读者的青睐,而与中国情势不太相干的文学翻译也通过选择性挪用或元文本的诠释而与民族的救亡启蒙产生关联。翻译成为表征、建构和强化社会集体叙述的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集体叙述”声音

“集体叙述”这个概念来自女性主义学者兰瑟。她在《虚构的权威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的观点 ,即“作者声音”、“个人声音”和“集体声音”。她解释说 :“我说的集体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 ,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 :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 ,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1 ]她的这个概念针对的就是女性和女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地位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来说 ,这个理论也很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本文就是试图借用这个“集体叙述声音”的概念探讨中国近年来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几个典型 ,分析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涵。

建构女性乌托邦的伦理困境:庐隐《海滨故人》中集体型叙述声音

处于新文学发轫期的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常常以反抗封建礼教为其目的,从女性生活视角出发,写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庐隐的《海滨故人》就是其中写作女性生活的代表作品。该小说以少女学生群体为描写对象,形成由不同个性的女性人物组成的一种集体型叙述声音特色。在这些叙述者、人物叙述声音中,呈现了建构女性乌托邦的伦理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叙述声音的表达形式单一,虽然强化了女性观点,但又弱化了女性作者对读者的叙述影响力,使文本所建立的性别伦理构想遭到了消解;另一方面,叙述声音反复强调了对未来的悲观情调,直接指向了对传统异性恋社会伦理的屈服,女性同性情谊呈现出模糊性和脆弱性。

个人叙事声音后的集体诉述——解析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一书中的叙事立场

在《德伯家的苔丝》一书中,作者哈代的叙事立场呈现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他通过对权威文本话语的质疑确定了他个人的叙事权威,另一方面男性视角的固有局限又使得他在不自觉中再次复制了他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话语传统,哈代在运用“纯洁”这个带有明显性别特征的道德理念时所表现出的双重悖论即是他叙事立场不确定的一个明证,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新叙事理的重要结论“叙述声音从来都是激烈对抗、冲突和挑战的焦点场所。”

寻找失去的“声音”——对《喜福会》中不同寻常的叙述声音的分析(英文)

从女性主义叙述学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谭恩美如何在小说《喜福会》中运用不同寻常的叙述声音来展现华裔女姓中的母女关系主题以及作者如何通过叙述声音来建立美国社会中被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的叙述权威。

论20世纪女性写作叙述声音的艰难生成

作为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在文本批评实践的结合,女性写作中的叙述声音不应被简单看成一种写作技巧与叙述行为,由于性别特有的“政治性”,叙述声音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与象征寓意有着不可切断的重要关联。就20世纪的女性创作实践来看,女性写作中的叙事声音分为三种,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这些叙述声音是特定时代的女性作者对于社会性别文化权力关系的具体回应,是女性作者在想象中试图建构一种与生命体验相连的表达方式,并以一种迂回而巧妙的策略建构话语权威,从而消解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念与话语霸权。

革命文学浪漫主义创作潮流论析

“革命的罗曼蒂克”是对革命文学的概括和评价 ,本文认为 ,这一概括和评价遮蔽了革命文学创作中客观存在的浪漫主义现象及其意义 ,事实上 ,反抗激情和个人感伤的双声回旋构成了革命文学的情感基调 ,普遍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强化了抒情效果 ,漂泊事件的历时性发展体现为“罗曼司”的叙事体式 ,这些浪漫主义要素和“革命”相得益彰 ,增强了革命文学的文学色彩和表现力度。

寓言的力量和困境——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

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具有第一世界文学所欠缺的民族寓言性质,并且这种寓言模式其特殊的双重对立结构和中介手段,在显现出潜藏于受到殖民压迫的民族内部巨大的集体力量和深远的历史视野同时,也是导致自身陷入表达和生存双重困境的内因所在,而这些困境早已超越第三世界文学的范畴,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所共同面对的难题,詹姆逊积极探寻建立世界文学道路的价值由此凸显。

中国女性主义的自我赋权叙事策略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风云90年,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的语言哲学转向语境中,西西和黄碧云谋求建构女性的自我赋权话语:一是重塑语言,巧用命名权,破除污名;二是反叛传统的父系书面语言体系,创造口述史叙事体,建构女性集体叙事权威;三是改写父系历史故事,反叛传统父系文学批评的偏见,自我赋权,体现出后经典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本土特色。

“我们”的叙事狂欢——论桑塔格短篇小说《宝贝》中的集体型叙述

《宝贝》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重要作品,讲述了一对夫妻因难以承受丧子之痛而接受心理治疗的故事。本文从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我们"、双重聚焦、独白式医患谈话等叙事元素切入,分析小说中集体型叙述的形式、功能、意义,探讨小说的创伤叙事艺术、复杂亲子关系及其桔瓣式空间形式。

《克兰福德镇》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研究

小说《克兰福德镇》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女性社区,主要通过穿梭于克兰福德镇内外的叙述者玛丽·史密斯的视角建构故事,同时也穿插着其他主要女性人物的叙述声音。除了个人型叙述声音的使用,小说还以单言叙事、轮言叙事和共言叙事实现了集体型叙述。个人型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共同实现了叙述声音自我性和群体性的交融,确立了女性叙事权威。

建立女性叙事声音的权威——解读《尖冷杉之邦》的叙事策略

《尖冷杉之邦》是美国女作家萨拉·朱伊特最负盛名的作品。批评界对此书是否为小说颇多争议,美国叙事理论家苏珊·兰瑟把该书归入小说,且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对其叙事声音作了简要分析。本文将着重分析该小说的叙事结构,包括叙事线条和与逻各司中心主义叙事的关系,而且还将从叙述者与人物、与读者的关系进一步丰富苏珊.兰瑟关于女性叙事声音获得权威的论述。

沉默女性的有声反抗——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我站在这儿熨烫》

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家苏珊·兰瑟(Susan Lanser)有关叙述声音模式划分的理论,这一较新的视角来解读美国著名犹太女性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的代表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I Stand Here Ironing),分析了奥尔森作品中出现的不同声音模式。为了让边缘母亲作为一整体在主流文化圈中树立起"话语权威",奥尔森通过多种叙述声音模式相结合,将普通边缘劳动母亲这一群体从沉默中解脱出来,使她们的沉默心声得以展现,达到颠覆。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看,奥尔森作品中的边缘妇女已成功实现了"话语权威"。

从女性主义叙事视角解析《南方与北方》

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南方与北方》,成功地塑造了打破男性权威实现自我的女性形象.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叙事声音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解析,以此审视该作中女性形象的描绘和女性意识的展现.

论集体创作范式下的“她者”的书写——以《李尔的女儿们》为例

由英国女子戏剧组(WTG)和伊莱恩·范思坦共同创作的《李尔的女儿们》不仅是女性莎剧改写的代表之作,更是当代集体创作戏剧的典范。在该剧中,集体创作的概念不仅体现于创作本身,更以"集体作者叙述"的叙事策略贯穿于作品的语言构建:该剧以前写本的形式,以不同于莎剧诗学语言的故事性话语,构建了一个由童话、记忆、歌谣等组成的复调叙述,从而讲述了一个"她者"的故事,将当代戏剧的合谋性和意义的流动性推向极致。

声音与权威:叙述交流模式探析

叙述文本的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权威性。话语权威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它的实现依靠说者与观众的相互交流,是对话双方叙述与阐释的结果。本文以叙述交流为关键词,主要以亚文化群体的叙述文本为例来探讨文本中各要素之间的叙述交流模式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不同叙述交流模式各具特点,本文尝试将各种不同的叙述交流方式归纳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它们是叙述交流双方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共同选择的结果。叙述的有效性就在于创作者既不脱离各自所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和社会习俗,又能灵活采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和技巧来积极参与社会话语权威建构并获得读者的支持。

“十七年”时期的“五四”文学传统与文学“新传统”

"十七年"文学批判格局的形成,除了政治的直接干预之外,深层的原因是"五四"文学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讲话"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新传统"之间的分歧。此一文学"新传统"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只选取了"五四"文学传统社会改造的内涵而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五四"个人叙述的内涵。"新传统"的三大叙述原则是集体叙述、英雄叙述与欢乐叙述,强调集体中"超常"的理想英雄人物,这与"五四"以人的解放和启蒙为基调的个人叙述、平民叙述与痛苦叙述有相当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五四"文学传统与1949年后的"新传统"有了更多的融合,重新接续上了"五四"文学传统中"人学"的话题,对社会的思考也走向了多维,文学的艺术自律维度得到了尊重,这带来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进步。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在哪里?——《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叙事策略分析

福克纳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采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增强了这篇故事的悬念和恐怖气氛。本文以苏姗·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关于叙述声音的观点为基础,对小说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兰瑟的个别观点提出了质疑。另外,本文也探讨了小说的叙事时间和标题的名与实的问题。

文学新传统与“十七年”文学改编的多种形式

文学新传统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新文艺路线,区别于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五四文学传统中具有三种叙述原则,即“个人叙述”“平民叙述”“痛苦叙述”;而文学新传统则确立了与之对立的三种叙述原则,分别是“集体叙述”“英雄叙述”“欢乐叙述”。但文学新传统与五四文学传统也并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它将五四文学传统中对文学改造社会的追求强化,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并追求文学作品的大众化。[1]这样的文学新传统实际上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文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文学新传统的指导下,“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创作者往往追求塑造光荣的工农兵形象,歌颂英雄,展现新中国光明灿烂的一面,而文学作品对于个人情感的表现与社会问题的揭露则变得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