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图的演化动力模型

集体意图的本体论研究是关于集体行动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论题之一,而对于集体意图的本体论地位的界定是集体意图的本体论研究的关键。长期以来,集体意图在本体论层面上到底是一种原初性的意图模式,还是应该被还原为个体意图与个体信念的叠加,这一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的焦点。文章试图从社会认知与文化进化的交叉视角入手,为集体意图的产生和演化刻画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化动力模型,从而在本体论层面上对集体意图的原初性做出一种较为温和的辩护,并通过该论证指出在协同进化框架中行动哲学研究的一些发展思路。

对集体意图原初性的两层辩护

为集体意图的原初性提供正面辩护,一直都是行动哲学中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重心之一。文章试图打破原有的论证框架,从认识论与本体论两个层面分别对该论题进行辩护。其中,认识论层面的辩护主要以协同博弈中的"团队推理"模型为理论基础;而本体论层面的辩护则主要以心理学中的"共有意向性假说"为理论基础。上述论证将指出原初性是集体意图的本质属性,而这一论断也是在自然主义视角下理解集体行动的基础所在。

集体意图和团队推理

最早对集体意图进行分析的是托米拉和米勒,随后,塞尔、布莱特曼等人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集体意图理论。格尔特和萨戈登认为他们对集体意图的分析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区分集体意图和博弈情境中相互一致的个体意图,而后者却是博弈中纳什均衡得以形成的基础。格尔特和萨戈登通过分析认为集体意图是实践推理的另一种模式——团队推理的结果。然而,格尔特和萨戈登对布莱特曼的集体意图导致纳什均衡的分析并不令人满意,他们提供的团队推理用以解释集体意图的产生也是有问题的。由团队推理导致的集体意图并不会导致纳什均衡,两者的区别是由实践推理模式决定的。纳什均衡是个体行动选择之间的关系,它背后的意图则是个体实践推理的结果,而能动整体——团队以及团队推理所形成的集体意图却是集体联合行动的原因。格尔特和萨戈登提出的团队推理本身有其合理性的因素。

集体信念与集体意图辨析

在区分"集体性意向"和"集体拥有的意向"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集体意向的两种基本形态:集体信念和集体意图,认为二者都具有集体成员与意指对象的指向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集体信念可以化归为集体成员个体信念的合取,应归之于"集体拥有的个体性意向"。集体意图则以集体信念为条件,通过集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合作行动来实现,因而归之于"集体性意向",不可化归为个体意图的合取。要解释集体行为,仅有集体信念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集体意图。

三种立法意图

立法意图的性质仍是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立法意图。导致对立法意图有不同理解的原因是:立法涉及三个意图,而不是一个。这三个意图对应言语行为的三个方面:言内行为、言后行为和言外行为。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立法意图是一种语义(言内行为)意图,但经过分析可知它实际上是一种言外行为意图。本文提出了这一更具理论化的立法意图模式,以期对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有帮助。为了从根本上推动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更有理论化的立法意图模式。

“我们”是如何可能的?——以托马塞洛“我们感”为中心的考察

“我们”不仅可以建造高楼大厦,还可以建造飞机航母;“我们”不仅可以组建公司,还可以建立国家和区域性合作组织;“我们”不仅可以分享共同的生活形式与历史经验,还可以对未来建立共同的期待和守望。然而,“我们”为何能够成为“我们”却有待说明。以往,人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种立场,即哲学的立场和科学的立场:要么诉诸一种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要么在生物本性、社会现象之中寻找答案。托马塞洛等人对这两种立场进行了糅合融通。他们吸收了哲学、生物学、进化论、心理学及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从多维视角揭示和阐明了人的独特性。在他们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既不在于人会说话或有语言,也不在于人会抽象思维,会制造劳动工具,而在于人有一种“我们感”,在于“我们”能够从个体的意图转换到集体性意图,在群体文化中学习和遵循群体性认知与推理,进行规范性自我管理。简言之,“我们”是规范性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