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业一会”还是“一业多会”?——基于行业协会集体物品供给的比较研究

"一业一会"制度与行业协会最优规模的联合约束限制了行业协会数量以及协会内可以容纳的会员数,从而影响集体物品的供给与消费。但是,取消"一业一会"制度可能引发行业协会运行逻辑的转变,进而导致行业协会最优规模缩小以及选择性供给行业性集体物品,从而加剧行业利益代表的碎片化,弱化行业自律,影响行业协会追求行业整体利益的能力。因此,在取消"一业一会"制度时,应基于行业协会运行逻辑的转变,建构行业协会体系与内部均衡机制,防范行业协会集体物品供给出现异化。

集体物品存量递减下的主观贴现率差异与捐赠供给

在集体物品逐渐损耗过程中,个体是否能够采取捐赠的合作供给行动以维护更新该集体物品,属于多人困境问题的一种具体情况。通过在个体跨期均衡模型中引入集体物品初始存量和衰减速率,考察集体成员间主观贴现率差异与捐赠的合作供给关系。分析发现,集体物品被个人捐赠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成员对集体物品的主观贴现率有较大差异;且初始存量和衰减速率不同的情况下,主观贴现率差异对集体物品捐赠供给的影响是有区别的。

集体物品供给中的政府缺陷及其矫正

集体物品存在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这导致了市场供给的无效性。然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定有效,集体物品政府排他性供给中同样存在缺陷。为了寻求矫正缺陷的良方,需要采取规约政府行为、重塑官僚的美德伦理以及完善公民参与型的集体物品供给绩效评估等多元并举的救治策略。

集体物品供给主体观的历史演变与最新进展

传统经济学将政府视为集体物品的惟一供给主体,"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常成为集体物品私人供给无效性的经典论据。公共选择理论则以"政府失败"为研究重点,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政府供给集体物品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改进方案,但其所强调的竞争机制仍然局限于政府机构内部,还没有实现供给主体的突破。新制度经济学者科斯的研究则证明了集体物品非政府直接供给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质的飞跃。晚近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吸纳公共选择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集体物品多元化供给的制度安排,由此突破了政府单中心供给的理论局限,并将集体物品供给主体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操作层面。

“一事一议”制度下村级集体物品供给失衡剖析——基于村委会生存逻辑的思考

"一事一议"制度在提供农村集体物品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社区"失衡、结构失衡的现象。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既有国家政策变化、村民集体行动困难等客观因素,又有满足生存需要等主观因素。在村级集体物品供给活动中,村委会在对国家转移支农资金等外部资源的竞争以及对内部村民治理的少作为甚至不作为是关键。在积极探寻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时,必须以村委会为基点,明确其责任主体地位,从农村治理的大局出发,更好地完善"一事一议"制度。

论集体物品提供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政府在集体物品提供中扮演着生产者、安排者和指导者三种角色。在当前,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担当生产者角色,另一方面又担当起培育市场和第三部门的职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和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我国政府将逐渐实现由集体物品生产者角色向主要扮演安排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转换。

需要层次理论下集体物品的供给逻辑

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性会出现组织目标与员工个人行为的背离,组织中的个人基于私利行为,往往会影响到组织中集体物品的供给。然而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人的需求呈现出五个阶段的不同需求,在其基本需求得以满足时,开始有了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需求,因此组织如何协调员工个人需求与组织的发展,实现组织集体物品的最大化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集体物品、财政场域与财政学知识体系的新综合

本文以集体物品为骨架,联结其根基部分的三个财政场域—共同体、共用资源池和委托代理关系,融合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形成共通的、事实基础的、因果逻辑关系贯穿其中的全新知识话语体系,可望为公共财政创建一个共同的解释基础,进而终结财政学的无根基和碎片化状态,并对复杂棘手的现实作出系统而非零星的回应。

城市社区集体物品合作供给的制度约束——以住宅小区电梯维保为例

社区成员自发合作供给是解决城市社区集体物品供给困境的可能路径,但合作供给模式的发育面临个体认知调整及内部制度环境的约束。以南京市42个住宅小区公用电梯的维保更新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包括个人习惯、群体习俗和内在化正式规则等内在制度对社区集体物品的合作供给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约作用。由于内在制度的变迁受制于个体认知和信念的调整,应采用"认知触发"模式进行重点触发、协同触发,以期促进集体物品合作供给习俗的发育。

制度转型中的个体知识与策略认知:自治还是依赖政府——以住宅小区集体物品供给为例

选取住宅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 Resource,CPR)这一集体物品的供给制度转型为例,构造变量测度个体关于CPR治理模式的知识和行动策略认知与制度转型的内生关系:将计划体制下个体"凡事依赖政府等外部主体解决"的策略定义为旧策略,将市场体制下"自我协商合作治理"的策略视为新策略,使用田野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1)关于CPR治理模式的知识,选择依赖政府等外部主体供给集体物品的个体比例显著高于选择自治策略。(2)将群体分成尝试过新策略和未曾尝试新策略两类,统计检验发现个体对于新策略行动认知程度仍然显著低于旧策略。最后,本文检验了异质性、不确定性和损益预期等变量对个体策略知识的影响。

主观贴现率差异对集体物品产出的影响

通过引入集体物品的初始存量和衰竭速率两个参数,建立跨期均衡模型,考察个体主观贴现率差异程度对集体行动合作产出的影响,讨论参数条件发生变化时的贴现率异质性效应.结论表明:个体对未来收益(损失)越重视(即主观贴现率越大),集体物品的合作生产越容易维系;且初始存量和衰竭速率构成了集体物品自发供给的必要条件.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述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奥氏看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它说明了共同利益并非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地论述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陷入了困境。

自愿连锁组织的经济性分析

从生产商的经济生产批量、零售商的经济订货批量以及生产商的数量—价格折扣模型的策略角度出发,针对自愿连锁组织集体物品收益,结合上海家联组建的自愿连锁运行现实,运用曼瑟尔.奥尔森、科斯等有关组织的研究结论,提出:由于存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控制权问题以及控制权分散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自愿连锁组织的集体物品收益在商品价格、数量等因素存在动态性变化下,团队生产的超额效率将被增加的监督成本所耗散掉,因此,自愿连锁组织集体物品不可能被提供到最优程度。

现阶段我国自愿连锁组织发展的局限性

根据生产商的经济生产批量、零售商的经济订货批量以及生产商的数量—价格折扣模型策略,本文针对中小零售企业自愿连锁组织集体物品收益,提出了由于存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控制权问题以及控制权分散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其自愿连锁组织集体物品不可能最优程度。

身份重建与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流失

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是职工对身份的重新认识过程,进而得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流失的原因、途径。并运用集体行动理论,以国有企业内部单个人的行动来分析人力资源流失。

“育才”教师团队建设的三大原理

江苏省泗洪育才实验学校以打造“育才巴学园”为总体目标,以建设高质优品的教师团队为路径,创造了年轻民办学校卓越化拔节的历史。“育才”教师团队建设以“四爱”“四高”为追求,通过思想导引、制度规范、分层施策、教学研共生等“四径”,全面提高教师的精神境界、管理技能、教学能力和发展动力等“四维”素养。思路清晰,工作扎实,平实之中还隐藏着教师团队建设的三大原理。

高校招生工作中专家组面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高校人才选拔质量的关键是测试考核质量。在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专家组作用,通过专家组面试强化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全面考察。实践中,作为测试组织方式的专家组面试可能产生不同的质量效果。此研究以博弈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对高校招生工作中专家组面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专家组面试活动兼有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不应将其纳入私人范畴,而应以集体物品生产的角度,促进合作,提高效用,保障考核质量。

服务型政府与政府机构改革：一个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本文试图以公共物品供给为核心价值取向来探讨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本文首先批判性地综述了两个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公共部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部门冗余理论",然后抽象出公共物品的"供应关联性"和"集体奖励的公共性"两个关键属性,从而将集体行动和部门冗余这两个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既能阐释本届政府的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又为进一步政府机构改革提供部分理论参考。

论大国财政的优势与劣势

与小国相比，大国的公共财政在稳定职能上具有相对优势，在再分配职能上具有相对劣势，在配置（集体物品）职能上优势与劣势参半。由于财政职能上的优势与劣势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此都无法决定一个国家的财政命运。

智识财政学视角下罚没数额研究

本文以泉港“碳九”泄露事件为切入点,智识财政学视角下研究外部性成本。针对偏好即个体,主要从涉事公司和当地居民两个视角研究外部的个体成本;针对共同体即集体,从政府的角度(以实现整个社区的共同利益为目标)来研究整个泉港区的外部成本。认为罚没数额应把个人和政府考虑进去。通过偏好和共同体的合理建构,实现罚没数额的合理计量,实现当地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