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治和集体自治——在多种层面对劳动条件的合同性规制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劳动合同方面,由于具体劳动市场、个别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各自的特殊性,私法自治的实现并不能达到人们所预期的结果,因此,需要引入集体自治来克服个人自治的缺陷。此外,民法对一般交易条款的规制也间接强化了集体自治。因而,必须要明确辨析个人自治、劳资协议自主权和企业自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虽然不可能通过集体自治的途径避免劳动市场中的各类争端,但通过这一途径,可以对劳资双方平等地制定劳动合同条款产生影响。

集体自治规则化探讨与展望

劳动立法是经济之法也是改革之法,其构建于经济变革基础之上.为适应市场经济基础的确立,促进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国的劳动立法选择了集体自治的方式,通过集体自治的方式权衡企业管理自由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法治目标和共享与民主的政治目标.目前,我国的劳动立法存在着制度易被变通﹑ 企业管理自由难以保障﹑劳动关系司法保护不稳定等问题.为了完善制度,需要明确集体自治的法律属性,实现集体协商的规则化,明确集体自治理论基础,构建集体行为效力的法律支撑.

集体行动与民间集体自治规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可能贡献

凭借对公共资源民间集体自治制度研究的贡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荣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的民间集体自治理论,为民间法的三个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进路,即通过嵌套性制度分析框架,解释作为民间法一种类型的民间集体自治规则的产生问题;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细节"和"信息"收益,解决了民间集体自治规则自主实施过程中的监督难题;通过收益预期和相互信任,解释了人们采取一种对待自治规则的合作态度的原因。正是在这三个层面,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为民间法研究展示了一种制度经济学视角中的对自生规则和自发秩序的形成和有效运行机制的合理解释。

司法介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正当性与限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则上属于集体自治的范畴。对司法应否介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判断面临诸多困境。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一方面,法院在是否受理上的裁判态度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法院受理后的裁判路径、裁判结果等也存在多样性。从诉讼路径来看,仅依靠行政诉讼处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纠纷难以实现有效救济,成员资格认定纠纷应当具有民事可诉性。司法介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纠纷具有正当性,亟须构建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司法审查规则。在成员资格固化和非固化管理模式下,司法救济的诉讼性质亦应有所区分。应合理界定司法介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限度,明确司法裁判仅具有个案效力,进而实现司法救济和集体自治的良性互动。

论集体经济组织吸收新成员事项的立法规制--以湖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为背景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对潜在新成员类型化为国家安置的移民、现有成员的子女和配偶以及其他自愿申请者三种。但上述潜在新成员并不宜全部通过集体自治的方式取得成员资格。对于国家安置的移民,应明确规定依法取得成员身份,但自愿投靠亲友并放弃安置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者除外;对于现有成员的配偶、子女,应规定其申请成员身份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拒绝。同时,在立法中应明确,成员的配偶、子女取得成员身份后,仍属于相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的“家庭成员”。对于上述两种类型之外的其他自愿申请者,应尊重集体自治,而不宜在立法中强制规定取得成员身份的“对价”。同时,应将表决方式限定为“人头多数决”。

论农村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公私法配置

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是促进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农户合理用地的重要规范。但目前试点地区制度呈现公法要素多、私法要素少的配置模式,引发村集体宅基地私权保护效果不彰、市场机制失灵、村民委员会决策代替私法自治等问题。优化有偿使用制度,应合理配比公法与私法要素,以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私权权能为核心,确定制度要素,将收费定价置于市场机制;同时,以比例原则适配公法规范,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目标确定公权力的介入标准,采用行政指导为介入方式,搭建地区宅基地地价平台,为宅基地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对不同超占情形的合理规制。

《劳动合同法》第4条“平等协商确定”的再解读——基于劳动规章制度的中德比较

德国立法者历经一个世纪,将个体自治下"资方单独制定"的劳动规则打造为集体自治下"劳资共同制定"的企业职能部门协议。与德国法相同,我国劳动规章制度的立法沿革亦呈现了由个体自治向集体自治发展的轨迹。现阶段,《劳动合同法》第4条虽将规章制度定位为个体自治层面调整劳动条件的制度,但"平等协商确定"又体现出规章制度向集体自治层面调整机制发展的可能。此"模棱两可"的立法引发了"资方单决"还是"劳资共决"的无尽纷争。为此,我国立法者将来应借鉴德国成熟的立法经验,在严格区分个体自治和集体自治这两种劳动条件调整机制的基础上,选定集体自治立法模式,围绕制定程序、调整内容和法律效力,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缜密的制度设计,方能使其在集体自治层面切实平衡劳资利益,既可便于资方借助劳方集体同意取代个别同意来统一制定变更劳动条件,也可确保劳方通过集体自治重建平等地位来有效防御资方单独制定规章制度的侵害。

论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司法逻辑

成员资格是成员享受相应福利待遇和行使成员权利的前提,人民法院审理征地补偿费分配、集体收益分配等纠纷时应首先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成员资格。基于《民法典》对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应当分为农民集体成员资格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两者指向不同的本质关系与认定标准。成员资格认定属于集体自治范畴,立法与司法应当从集体决议角度尊重集体自治,并对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作出合理裁判。

失地农民自组织化研究

失地农民自组织化是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在征地中的利益而自发建立起护地组织的过程,这是集体自治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和意识觉醒的结果,是通过压力集团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效途径,也是当前失地农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唯一出路。但当前也存在着功能异化、目标不清、结构不完善、缺乏制度保护及司法救济、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不明等问题。建议从改善组织环境、完善组织结构、健全司法救济、理顺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等措施入手,改善失地农民自组织化。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继承的特别性及法律应对

作为特别法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不同于普通财产权。股权的设置与集体资产有关,以集体决议为基础,主要以配置的方式取得,具有身份性的特点。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股权继承具有不同于普通财产权继承的特别性。从表面看,这些特别性使继承主体和继承内容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就其实质来说,这些特别性既与集体所有权有关,也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中的民主性及集体自治有关,如何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处理集体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自治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处分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论中国的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制度:基于德国相关法律原则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在化解劳资冲突、规范和调整劳动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对于如何处理集体协商争议规定较为概括,主要设计了两条路径进行处理,即双方协商和政府协调。这一处理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未有效的构建争议处理中当事人自主约定和国家强制干预的关系,未规定政府协调和仲裁、诉讼的关系,未明确集体协商争议和集体争议行为的关系。德国在处理集体谈判争议时强调集体合同自治原则、国家中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这些原则对完善我国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制度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德国劳动标准集体协议概述

德国集体合同制度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集体合同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集体合同制度。完善的立法不但保障了集体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德国劳动标准集体协议作为联邦政府集体劳动法律的组成部分,属于集体劳动合同的一种,其目的不仅仅是保护劳动者,更是要在竞争激烈、利益对立的环境中,创造更加科学合理的劳动条件。《德国劳动标准集体协议》的颁布使得劳动标准集体协议成为约束劳资双方的有效手段,奠定了集体协议作为劳资自治核心的基础。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思路——以300份生效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准确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发展集体经济、保障农民利益的先决条件。对于如何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裁判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出现了以单一户籍要素、实质性生产生活要素、“户籍+其他”复合要素、其他要素为主要考量因素4种类型的裁判标准。成员资格认定不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法律规范、自治管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4个层面。在考量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时,不应固守户籍标准,而应在更加注重平等保护、同时尊重集体自治差异的基本原则下,以“三步法”整合基本要素,以基本生活保障为本质要素,以实际生产生活为主要要素,兼顾集体自治规则,细化成员资格取得、保留和丧失规则。

论用人单位劳动规章的制定模式与效力控制——基于对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比较分析

从法律比较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存在着工厂协议模式、劳动者有限参与模式、用人单位单独制定模式。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劳动规章效力控制模式,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规章效力根源说明模式。上述不同模式的存在首先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劳资共决观念、工厂协议制度、工会体制以及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劳动法律发展过程中,集体自治色彩得到提升,但依然不足以保证用人单位规章的合理性,有必要引入公权力的合理性审查干预。其审查应从有关客体是否属于劳动规章的调整对象,劳动规章的内容是否妥当两个角度展开。目前我国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实际采纳了规范理论模式,但其应逐渐向通过工厂协议制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的模式发展。

非盟地区治理:非洲相互审查机制探微

非洲互查机制是"非洲提出、非洲拥有和非洲推动"的集体自治机制,是非洲地区治理框架的重大创新。该机制诞生15年来,在促进既定方案的有效实施、提炼非洲治理的"最佳做法"、研判非洲国家潜在危机和推动区域合作、实现集体自治与知识共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发展过程中,该机制也受到资金短缺、审查周期过长和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的困扰,一度濒临被放弃的边缘。2016年,非洲国家领导人重申了对非洲互查机制的承诺和支持,推动该机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其未来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未来,非洲互查机制将作为自主实体纳入到非盟体系之中,实现与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效结合,有望在非盟体系内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