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集体行动、资源动员与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研究中“解放视角”的反思

"解放视角"是当前社区建设研究中颇为流行的理论视角。该视角认为,社会本身蕴含着足够强大的力量,因此社区建设的关键是把社会力量从国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解放视角"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学术背景和历史背景,但它忽视了社区建设不可避免地是一场集体行动,从而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去克服集体行动所固有的困境。当前社区建设中存在着国家资助和社会支持这样两种常见的资源动员模式,它们有助于缓解集体行动困境,但同时造成了新的问题。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看,社区建设需要审慎地处理破与立、社区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同时将研究范式从模式研究转向机制研究。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工人集体行动、工会主席直选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省为例

从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工人集体行动对劳动关系系统的均衡和劳动关系主体产生的重大影响,其结果推动了工会民主化进程,使工资集体协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得出以下结论:一,工人集体行动改变了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动策略;二,上级工会主导并自上而下推动基层工会主席直选,企业少有内生性的民主要求,覆盖面有限;三,基层工会主席直选推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建立,对改善劳资关系、减少劳资冲突有明显作用。

集体行动、公私伙伴关系与小农市场准入——肯尼亚豆出口的案例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实施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零售商对于产品的农药残留、田间和包装房的操作,以及可追溯性都有严格的规定。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必须符合进口市场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要维持小农的竞争性,必须要引入新的制度安排。集体行动和公私伙伴关系是能将小农与国际市场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本文通过肯尼亚豆的案例,剖析集体行动和公私伙伴关系在小农市场准入中的重要作用。

集体行动、政治权力与经济转型——奥尔森的经济思想及其对经济转型的启示

奥尔森通过对集体行动的分析,得出特殊利益集团的分利性行为是造成国家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根本原因。经济繁荣离不开市场的扩展,而政府政治权力的运用和有利于发挥市场作用的政策则是市场扩展的保证。限制分利集团的行动、扩大政府共容利益和深化民主,从而增强市场的功能仍然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集体行动、发展伦理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推进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是人们应对复杂发展问题的重要选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发展伦理及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视域,厘清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变现方式,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自觉与深化研究,将深层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集体行动、网络与温州企业家群体

集体行动对温州企业家群体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搭便车利益是集体行动集团形成的诱因,社会网络带来的额外收益是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高密度网络的情感交流是集体行动稳定合作的保证。然而,集体行动也为温州企业家群体带来隐形危机,即集体行动利益创造功能的弱化、集体行动结构分化和集体行动困境难以逾越。当这些隐形危机转化为显性危机时,集体行动又成为传导途径和放大器,将个体层面危机转化为群体危机。

集体行动、风险分担与土地流转

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地权稳定性的不断强化并未扭转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增速持续下滑的颓势。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集体行动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集体行动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出决策,但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存在抑制作用。此外,集体行动对农户土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对处于成长期和稳定期的农户和转移就业的农户表现更加明显。具体的作用机制有两条:一是“集体行动—失地风险下降—土地转出增加”,二是“集体行动—土地质量损耗风险下降—土地转出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集体行动提高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时间交易成本,因而需要警惕集体行动在促进农村土地转出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行为。

旅游发展背景下藏族社区居民生计适应的集体行动实践——以夏乌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集体行动的积极效能需要结合乡村发展的现实进行充分探讨.通过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更需基于有效的集体行动,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该文选择西藏夏乌村作为案例地,通过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虫草“挖三休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轮流打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社区旅游参与实践路径的研究发现,夏乌村集体行动实践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组织上的村民小组网格化管理模式和均质化、公平的发展理念,使得村民个体平等决策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可能.该文结合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生计条件和社区文化,依托夏乌村集体行动的实践方式和集体行动的制度形成过程,呈现当前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集体主义困境的可能路径,重点讨论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在集体行动实践中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在过程中产生策略性互动,并为旅游发展奠定充分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

建构主义视角下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基于鄂北两村的调查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基层治理全局,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成效,而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关系中洞悉农民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与行动逻辑,发现农民集体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情境实践,即农民集体行动是在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成员组织化参与,在不同的主体互动中达成行动目标的共识,借助公共权威、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建立协作配合的合作关系,构建起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过程。

村庄治理集体行动的要素——基于扎根理论的W镇道路建设案例研究

乡村道路建设是村庄治理集体行动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镇道路建设意见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三级编码,得出村庄治理集体行动的发展目标、村庄与村民、统筹管理、矛盾纠纷、成本分担、利益分配六个要素,并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切入点,提出村庄治理集体行动的前提性要素、基础性要素、过程性要素、协商性要素、支撑性要素、驱动性要素,为村庄治理集体行动的有效推进提供理据支持。

土地流转、集体行动对塔里木河流域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节水灌溉技术采纳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塔里木河流域1216户农户调查,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二元Logit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探索土地流转、集体行动对塔里木河流域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以及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土地流转面积不会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影响,土地流转期限、土地流转价格会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集体行动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并在土地流转影响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路径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③政府补贴在集体行动影响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路径中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因此,为了促进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应当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建立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宣传平台,完善集体行动架构,加大资金支持,营造良好的农业节水氛围。

乡村民俗体育复兴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治理思考——基于湘西浦市龙舟活动的田野考察

学术界对集体行动的动力与实现机制所形成的三种解释范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仍无法对社会结构急剧变迁之下乡村民俗体育复兴的集体行动形成机制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研究立足于乡村民俗体育复兴的集体行动,以集体行动的三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分析框架,对浦市龙舟活动复兴的全过程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缺乏外部强力支持的情况下,信任与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利益与互惠为纽带的权宜性承诺以及共享规范为依托的相互监督是影响乡村民俗体育复兴的关键变量,三者共同构筑实践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当人们拥有了对集体或文化的认同感,能够从个体层面认识到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且能从村落层面了解到大部分人遵守承诺并相互监督,可持续性的集体行动才能形成。这一经验事实显示,集体行动的形成并非一个线性过程,社会结构、利益追求、个体建构以及外部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兼顾多种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变化是理解集体行动形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关键。

集体行动逻辑视角下乡村“零和空间”治理——基于福建晋江市的田野调查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是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公共空间治理难,主要在于“零和空间”引发的集体行动困境。研究发现福建晋江市乡村通过宗族力量引导村民认知目标、网格化管理降低集体行动规模、研究村民偏好进行选择性激励三种方式,促进乡村达成集体行动目标,使“零和空间”演变为“正和空间”。晋江市农村“零和空间”整治的经验,不仅为其他乡村进行类似公共空间治理提供借鉴,也为今后乡村基层治理通过制度设计,形成长效机制促进集体行动目标达成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探究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文化培育

社区自治文化由社区居民的行为所定义,并由居民成员讲述故事得以增强。因此自治文化的发展路径分为培育与增强。在本文,居民们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文化的体现,形成集体性参与的行为对社区自治氛围有着正向作用,基于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针对性提出对策,为社区自治文化起到环境性培育作用。文化的增强需要通过居民讲述故事提高归属感与认同感。本文思考社区故事如何叙事能够提高归属感。

高校数据治理的新理路: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

高校数据治理体系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数据碎片化和一体化的冲突、数据应用体验有感和无感的质疑、数据权限和共享的隐忧、技术可供与数据能用的局限。高校数据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支撑,更需要相关多元主体的一致认同和集体行动,包括高校领导、师生用户、职能部门、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哲学理论在分析揭示集体信念与集体行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为高校数据治理持续有效实施提供全新思路。高校数据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就是要聚焦“共同目标”的价值取向,明晰多元主体的功能定位,激发“意愿之池”的协调联动,构建“共同承诺”的信任评价,实现数据驱动的高校治理体系新模式。

院系学术治理视角下教师的集体行动困境与消解

作为一种结构化的集体行动,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教师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体现在学术事务决策过程中集体权力的分散与削弱、群体的异质性弱化教师之间的协同、复杂性学术治理事务决策过程中教师参与范围与程度的不确定性、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等。从教师参与视角切入,发现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牵涉的成员结构与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制衡失调成为教师参与院系学术治理集体行动困境背后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从“弱激励、强关联”的选择性激励、创新纵向与横向权力的分置方式、学术共同体利益的价值同构等方面提出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教师集体行动困境的消解路径。

集体行动理论视域下独立董事集体履职保障机制研究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继施行。本次改革一个重要亮点是独立董事由个人履职转向依托组织集体履职。反观上市公司祭出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和实施情况,都反映出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召集人的产生以及集体履职问题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新近三峡新材三位独立董事被监管机构问责,乃至被公司“集体罢免”的事件,集中反映出独立董事集体履职的尴尬。文章以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切入口,分析独立董事集体行动面临的难题,探讨通过完善首席独立董事等集体履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等作用,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障独立董事权益,发挥积极作用。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困境与破解--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市域产教联合体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从集体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发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各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搭便车”行为,主要表现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主体心理失衡、客观条件制约、地方政策缺失和集体认同不强。因此,要以激励提升市域产教联合体主体满意度,以投入激发市域产教联合体主体参与度,以政策明确市域产教联合体政府统筹力,以宣传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社会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