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古”到“集雅”的《名公扇谱》

《名公扇谱》是明代万历至天启年间的一部版刻画谱,由清绘斋原刻,后被黄凤池的集雅斋收录为《黄氏画谱》八种之一。该画谱以扇形为显要的视觉特征,实则是对“名公”范式的效仿和对“集古”观念的践行。在刊行过程和版权变迁中,扇谱的“集古”意图被改弦易辙于“集雅”的名目之下。《名公扇谱》是一部具有诗意韵味和经典学术性的画谱,又身处于变动的文化情境中,它在优美的外表下调适着“古”与“今”、“雅”与“俗”的分歧。

从《宝贤堂集古法帖》浅谈中国书法发展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我国现存原石最完整的大型藩府刻帖,集《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宝晋斋法帖》之所长,内容充实,做工精湛,充分反映了各时期书法艺术成就,也是中华文化永续传承的历史见证。

甘旸《集古印正》管窥

甘旸是明代集摹古、创作与印学理论于一身的文人篆刻家,他的摹古印谱《集古印正》通过摹刻收录了秦汉古印、唐宋近代印和创作印。通过对《集古印正》印章收录情况进行分析可知,丰富的家族收藏是甘旸取得篆刻艺术成就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其印谱的梳理,发现甘旸创新了印谱形式、摹刻了大量古印,将“正天下之不正”作为己任;其印谱后附录的《印正附说》,展现了甘旸尊崇秦汉古印的复古思想和否定三代无印论的前瞻性。

有力之强:论欧阳修集古的物质基础

以集古为代表的收藏活动是北宋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欧阳修开一代收藏风气之先,其物质生活是其收藏活动的坚实基础。欧阳修少孤家境贫寒,收集碑碣源于幼年纸笔匮乏的心理缺失,而他庆历五年开始大规模集古则直接源于他此年俸禄收入的首次倍增,且长期执政的丰厚收入支撑了漫长的集古活动;同时,宦游各地的经历和文坛宗主的影响力也是集古的重要人力基础;此外,欧阳修讳言"有力"的行为呈现出他集古背后的焦虑感。

《集古良方》作者版本考

本书为古歙江进与其父纂辑,其子江兰将其分门别类,于乾隆五十五年刊刻,并名之曰《集古良方》。初刻三瑞堂本内容完整,版面清晰,用字规范;带清堂本每卷首,以重刊者金秉泰父子之名取代江进江兰父子之名,并有重刊之序;文苑堂本刻功糙劣,随意造字,早期印刷本较清晰,晚期印刷本则残脱漫漶;案德堂本用文苑堂旧版印成;鲍六顺堂本版面清晰,用字规范,但在卷六卷九后有较三瑞堂本带清堂本多出之内容;文会堂本在鲍六顺堂本基础上,又有多出内容。后二者为同一版本系统。

《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字形来源差异研究

夏竦的《古文四声韵》是现存重要的传抄古文字书。该书的两个重要版本《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之间字形来源的差异,有80处之多。本文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造成这些来源差异的原因。

《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卷三差异性研究

《新集古文四声韵》和《集古文韵》,是现存与夏竦《古文四声韵》有关的两个重要传抄古文字书版本。二者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对其成因作了探讨。

董其昌的“集古樹石圖”

《集古樹石圖》,是明代著名書畫家董其昌將一些古代繪畫名作中的典型樹石畫法彙集並勾畫下來而形成的一個稿本,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並不是一幅真正的繪畫藝術作品。但是,這一稿本却比他的一般繪畫作品更為重要,是我們研究董其昌的繪畫及其理論的重要資料。

郭沫若初读《贞松堂集古遗文》时间考

本文以郭沫若与容庚的往来书信为切入点,钩沉相关史料,考证出郭沫若第一次读到《贞松堂集古遗文》的大致时间。

《宝贤堂集古法帖》改陈实记

永祚寺内现存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傅公祠迁置于永祚寺碑廊。2016年,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对永祚寺内碑廊进行了改陈工程,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原貌。本文即以晋王府发展、《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刊刻与流传为主线,进一步阐述改陈过程及内容,以使读者明晰此番改陈之前因与成果。

集古成今的《竹炉壶》

集古成今的《竹炉壶》,从意向、构思到作成,处处费劲心血。所谓"创作创作,作而难创",可知难而进,笔者定然逆水成舟。壶嘴与壶把紧密呼应,壶把的转折过渡处理自然、老练,整个壶比例恰到好处,甚见功力。

赏析紫砂《集古》的古拙之味

往往不需要华丽的造型,也不需要复杂的创作意图,仅仅是心随意动,简单中就能创作出经典之作来。例如紫砂壶《集古》,采用原矿紫泥精制成型,形态颇为优美,造型简单凝练,壶身上几个古朴的刻字,整壶的意境就立马显现出来,给人一种苍茫拙朴的感受。

“集古烁今”——元亨利黄花梨收藏家具展在上海举行

由元亨利主办、尊木汇承办的＂集古烁今＂——元亨利黄花梨收藏家具鉴赏会于2014年5月24日到2014年6月1日在上海举行,展出地点为尊木汇文化展示中心。中国文人家具中首推明式家具,而明式家具中的首选用材,就是黄花梨。黄花梨因其质地坚硬,韧性强劲,肌理细腻,犹如行云流水般的纹理,而倍受中国士大夫阶层喜爱。随着现今黄花梨木的越发稀有,加之它们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底蕴,这便让它们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此次展览会主要以展示明朝时期的黄花梨家具为主线,辅以论坛演讲,通过学术性和科普性相结合的方式,向观者展示了黄花梨的发展历史及其文化故事,带观众一起欣赏这一批精品之作。

从《宝贤堂集古法帖》谈明代中期帖学的兴盛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山西历史上晋藩集刻的一部大型丛帖,也是明代中期法帖佳作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这部法帖的成帖过程和内容择选等,探讨帖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情况,再一次证明应该给予《宝贤堂集古法帖》在中国帖学史上重要的地位和应有的评价。

浅论《宝贤堂集古法帖》收录的唐太宗书作

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唐高宗李渊第二子,于武德九年登基,世称唐高宗,他开启了贞观之治,被史家称为一代明君。在政治领域,他是一位雄韬伟略的政治家;在文化领域,他是一位操翰成章的文学家;在书法领域,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除此之外,他更是为开启唐代书法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宝贤堂集古法帖》看明中期朱奇源的法书鉴藏与交游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明晋靖王朱奇源为世子时汇集晋府所藏法帖并增选宋、元、明书家作品,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镌刻而成。本文试图从法帖刊行者朱奇源入手,分析其选帖标准和鉴藏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晋王府宗室与官员和文人的交游活动对《宝贤堂集古法帖》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探讨明中期晋藩刻帖活动特点及朱奇源的书画鉴藏交游圈。

《宝贤堂集古法帖》集刻宋四家书作背景与作品考论

明代晋世子朱奇源集刻而成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曾受到董其昌、祝允明、傅山等书家的接受,且一度被改作《大观帖》在各地传播,其范本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以《宝贤堂集古法帖》对宋四家作品的增益为研究重点,首先从政治深层结构与思想文化的迁移两方面探讨明中期对宋四家接受的趣尚转向,其次根据序文著录与刊刻体例,分析朱奇源的刻藏观念,最后就《宝贤堂集古法帖》所收宋四家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本体信息作出初步探讨。

从语文课本中走出来的篆刻集

由冯宝麟先生主编的《语文课里的篆学堂》出版了,这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篆刻集。自元代以赵孟顺、吾衍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将文人治印变为自觉的纯粹艺术创作开始,以《集古印谱》为载体的印章流传使得篆刻审美观的萌生和发散得以加速掘进,明清两代篆刻艺术的繁荣更是与印谱的流行和广泛传播密不可分。而文人情趣、文学意识与印章的结合,在宋李公麟《醉卧图诗帖》(画面中“墨戏”印)中便有清晰记载,也可佐证将诗文书画美学观引向篆刻的历史至少已逾千年。

董其昌《集古树石画稿》与龚贤《课徒画稿》比较研究

董其昌传世的《集古树石画稿》是他绘画理论与实践的具体体现,从画稿的内容可以寻绎董其昌绘画思想与笔墨实践的源流,画稿的集古的形式则对清代以后以画谱形式流行的绘画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龚贤的绘画思想与实践深受董其昌影响,其用于绘画教学的《课徒画稿》,无论内容、形式还是画学思想,都与董其昌的《集古树石画稿》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厘清董其昌绘画艺术的成长历程、创作方法,以及龚贤学习、模仿董其昌的具体方式与方法,对今天的传统绘画教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