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成书的“集撰”式创作性质

本文通过对《金瓶梅》的叙事策略、写人艺术、语言运用等的集撰式特征进行分析,论证《金瓶梅》既不是世代累积集体创作成书,其成书也与现代意义的个人独立创作有所不同。它是小说作者在确定的主题思想指导之下对原有的一些文献资料或故事传说进行袭用或仿写以及独创性的艺术加工之后而创作的,即其成书的性质乃是集撰式创作。《金瓶梅》集撰式创作虽然借用了很多其他文本的材料、资料或素材,但本质上它是在通过袭用、改造已有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创作方式,因为它有新的文学意义生成、新的人物形象得以成功塑造。

论《金瓶梅》的集撰式创作特点

文章通过对《金瓶梅》的故事结撰、语言描写等进行分析，指出了《金瓶梅》不是世代集体累积成书，而是个人以集撰的方式在由确定的主题指导之下连缀成篇。同时文章还分析了《金瓶梅》的集撰式创作方式对《红楼梦》叙事的影响。

《撰集百缘经》非三国吴支谦译的语言学证据

《撰集百缘经》旧题三国吴支谦译,但学界看法不一。通过提取《撰集百缘经》中有代表性的语言鉴别词,从佛教译名词语、一般词语和常用词三个方面,与支谦可靠译经和东汉、三国其他译者的可靠译经进行比较,发现《撰集百缘经》和支谦可靠译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用词特点,支谦译经的用词往往在东汉、三国译经中亦能见到,而《撰集百缘经》中许多词语的词形、词义在三国之后才出现。《撰集百缘经》当非支谦所译,译出年代亦晚于三国。

“奴”作自称称谓词小考——兼谈《撰集百缘经》的译成时地

“奴”至晚从中古后期开始可以作自称称谓词,这种自称用法可能源于当时鲜卑、突厥等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游牧民族。鲜卑、突厥等以本族语(或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专表奴隶、奴仆义的词作为臣下对君主的自称,汉语则以“奴”来对译,以致作自称的“奴”最初流行于北朝,继而扩散开来,至唐代中晚期成为全民用语,不限性别与身份。自称称谓词“奴”的用法及行用时地,可以作为推定旧题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译成时地的语言证据之一。

唐诗对日本“敕撰三集”诗题的影响

日本"敕撰三集"中,虽然与唐诗诗题完全相同的汉诗均只占少数:《凌云集》有9.89%,《文华秀丽集》有14.29%,《经国集》有18.27%。但大多数汉诗诗题均不同程度借鉴了唐诗诗题,其中《凌云集》借鉴了唐诗诗题的汉诗有76首,占总数91首的83.52%;《文华秀丽集》的汉诗有103首借鉴了唐诗诗题,占总数140首的73.57%;《经国集》中借鉴了唐诗诗题的汉诗有138首,占总数197首的70.05%。

敕撰三集:因袭中的新变

以题材和主题为视点考察“敕撰三集”，不难觅得它在日本汉诗史上出现的意义：一方面，它不免因袭传统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在蜕变的过程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元素，从而昭示了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从《千金宝要》看宋代文人撰集医书的思路

《千金宝要》为宋·郭思撰集《备急千金要方》内容而成。由于其为一名文人 ,不精专于医 ,为实现其济世救人之心 ,撰集《千金宝要》刻于碑石之上。其撰集医书之思路为 :不注重医理的阐发及辨证施治理论的研究 ,但致力于医药知识的普及工作 ,选方以治急症为主 ,用药简、便、廉 ,目的是使老百姓遇急病、常见病 ,仓卒之下 ,检阅碑文 。

解读汉译本《撰集百缘经》对梵语过去发生之行为的翻译方式

佛教经典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历经千年,其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翻译理论对中国后世的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论文旨在解读汉译本《撰集百缘经》对于梵语原典Avadāna ataka中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行为的翻译方式,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佛经翻译理论提供新的梵汉对勘材料。支谦在翻译《撰集百缘经》时,使用了以下四种方式对译梵语过去发生的行为:一是通过汉语动词所构成的句子的顺序;二是使用"时间副词+动词";三是使用汉语表示完成的动词"已"、"讫"、"竟",将汉语的完成动词"已""讫""竟"放在持续性动词和非持续性动词之后;四是综合使用前三种方式。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 ,既有相异的一面 ,也有相同的一面 ,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 ,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 ,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 。

唐诗的价值体系建构——以日本“敕撰三集”为视点

唐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今社会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还远播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历史上对其政治、文学影响巨大,即使现今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教育、生活之中。由于唐诗具有极大的价值,所以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今,构建唐诗的价值体系也是必然的。本文首先阐述了"敕撰三集"与唐诗的关系,然后分析了唐诗在中国和日本的古今价值,最后从"编写、普及适应各年龄段的唐诗读物""在各教学阶段成为一门独立课程""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推广"三方面提出了一点构建唐诗价值体系的拙见。

《汉语大词典》拾遗——以《撰集百缘经》为例

《撰集百缘经》中,有些词语为《汉语大词典》所忽略,以故《大词典》存在着词条失收、义项阙失、书证晚出等问题。文章依此补正共七条,以此说明中古佛经语料在汉语词汇中的地位。

《撰集百缘经》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研究

《撰集百缘经》是题为三国支谦译的一部佛经，属于时代较旱的汉译佛经，能够充分体现早期汉译佛经的语法特点。本文对书中的主谓谓语句从语义上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以期有助于汉译佛经语法的研究。

《撰集百缘经》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研究

《撰集百缘经》是题为三国支谦译的一部佛经,属于时代较早的汉译佛经,能够充分体现早期汉译佛经的语法特点,对书中的主谓谓语句从语义上进行详尽的描写、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汉译佛经语法的研究。

撰集百缘经词语考释

《撰集百缘经》译于三国时期,保留了魏晋时期汉语复音化的痕迹。它的词汇系统继承先秦两汉而来,又涌现出一大批新词,有较高的语言学价值,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语料。论文对《撰集百缘经》中出现的部分疑难词语进行考释,以期能对中古汉语史研究及大型汉语辞书的编纂工作有所帮助。

论佛教传入与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关系——以《撰集百缘经》为例

本文以《撰集百缘经》为例,揭举了中古时期佛经中大量的新词新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讨论佛教传入与中古新词新义产生的关系,通过一些例证说明:佛教的传入促使了中古汉语的新词新义的大量产生。

从人称代词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和翻译时代

文章定量定性相结合,穷尽性地考察《撰集百缘经》中人称代词的分布情况,并同支谦可靠译经中的人称代词及东汉、三国汉译佛经代词相较。从人称代词角度看,认为《撰集百缘经》非支谦所译,此经翻译时代应晚于三国提供事实证明。

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探讨《文选》是出于众手还是萧统独自编撰,先需弄清楚其编撰工作量如何与"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诸说出现之背景。跳出《文选》而将之与《文心雕龙》比观,便知撰《文心雕龙》相关之22篇,其工作量已远大于编《文选》的;在"选学"大兴之背景下,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穿凿附会者。将"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一类说法置于"网络中"考察,无一经得起推敲。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上辨证可知,《文选》乃萧统之独撰而非出于众手。

《撰集百缘经》人称代词探析

《撰集百缘经》中的人称代词包括第一人称代词“吾、我、奴、我等、我等辈”5个,第二人称代词“汝、尔、卿、汝等、卿等、汝等辈”6个,第三人称代词“彼、彼等”2个,己称代词“自、己、身、我身、己身”5个。《撰集百缘经》中的人称代词已有明显地单、复数之分,与《修行本起经》相比较,出现了“我等辈”“汝等辈”“彼辈”等新的复数形式,表明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在接近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