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衰朽到全能主义——论中国近代以来“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

集权与分权包含政府间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维度的内容。借用托克维尔的概念,前一个维度上的集权是政府集权,后一个维度上的集权是行政集权。据此我们可以将"集权—分权"模式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政府集权+行政分权的委托—代理模式、政府分权+行政分权的政治衰朽模式、政府分权+行政集权的全能主义割据模式和政府集权+行政集权的全能主义统一模式。中国近代以来的"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以上四种理想类型之间转换:1865年之前是委托—代理模式,1865—1928年是政治衰朽模式,1928—1949是全能主义割据模式,1949—1978年是全能主义统一模式,1978年之后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历史启示我们,处理集权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现实政治的具体情况出发,在改革中不断调试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平衡的良性循环。

锦标赛体制与中国省级开发区的增长 基于省级经验的研究

开发区是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省级开发区在1984—2006年间大幅增加,其增长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时期波动。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从"锦标赛体制"理论的角度具体研究了预算约束、省际竞争和国家制度变迁三个因素对中国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重要预算约束,但是各省省级开发区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受自身资源约束支配的自然增长过程,国家制度变迁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更大。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造成了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的时期波动(省内);另一方面,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动引发了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中区域数量差异(省际)的时期变动。虽然开发区数量在各省普遍大幅增长,但根据本文的测量方案,在省级开发区的年度新增数量上并不存在显著的省际竞争。对于锦标赛体制理论的适用性仍需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着行政与市场不分,行政权纵、横向权力界限不明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传统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有限权、授权和分权三种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应选择"分权—集权—分权"模式。

再论行政发包:历史溯源、演化逻辑和现实矛盾——基于组织学视角的解释

本文将中国政府间关系的治理结构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试图从组织理论出发,为其发展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本文认为,中国政府治理结构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不同层级政府间的逐级代理关系,即"行政发包制",这种制度的形成具有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因素,而其演化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制度设计者依据内部管理成本——主要由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构成——最小化原则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此外,中国政府结构特有的"集权—分权"悖论,也源于对协调和信息成本二者的权衡取舍。未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主要方向应当是政府权力的逐渐让渡及政府间权责利关系的法治化。

竞争—合作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基于文本的、静态的集权—分权视角已经难以准确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对集权—分权视角的超越,竞争—合作视角更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运作及其后果。竞争—合作视角的分析框架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央与地方可调动的资源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实际博弈状况及其后果。从竞争—合作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框架基本不变条件下的地方分权,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了高度的竞争状态,但集权框架又使这种竞争又不至于发展到恶性的程度,而又使得中国的发展活力和社会自主性从这种竞争中得到了保障。

母子公司非典型管控模式的构建与选择——基于双案例的探索性研究

基于对两家企业集团的访谈、二手资料等数据,通过探索性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非典型管控模式在母子公司管控实践中广泛存在,母公司通过评价子公司价值、子公司协同与管控匹配等情境化因素,选择适当的"集权—分权"程度,进而形成相应的非典型模式,即"集权—分权"作为中介变量影响非典型模式的构建与选择;此外,案例数据中涌现出核心资源管控、投资管控两种新的典型管控模式,与经典"三分法"形成互补。在此基础上,构建"母子公司管控模式连续带"概念模型,完善了母子公司非典型管控模式的构建与选择机制。

分散与集中“:新三反”运动中党防治官僚主义的双重逻辑

官僚主义的产生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高度集权和过度分权都是产生官僚主义的诱因。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渐认识到官僚主义高发并非仅因权力过分集中,还因权力过于分散。反分散主义,成为"新三反"运动中党防治官僚主义的逻辑主线。分散主义加剧官僚主义有特定传导机制。全面检查工作、处理人民来信、完善领导制度是以反分散主义防治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加强集权是"新三反"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制度设计。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具有反官僚主义的功效,也为当下反官僚主义提供了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