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李锴《廌青山人集杜》校勘札记

李锴是清初"辽东三老"之一,著名的文史学家和隐士。其诗学杜,著有《廌青山人集杜》一卷。这部集杜诗较有影响,不过其刻本、抄本、点校本与宋代以来的主要杜诗注本之间存有多处不同,给相关研究带来不便。鉴于此,本文在展现《廌青山人集杜》刻本全貌的同时,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校勘。

论清代诗人张晋的集杜诗

集杜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是诗学及杜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清代诗人张晋的集杜诗创作在清代集杜诗史上别具一格,其集杜作品中包括集杜诗和集杜琵琶曲两种形式。以琵琶曲集杜,是一个大胆且富有艺术性的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张晋在集杜诗中表达的思乡之情以及对衰老的忧虑亦值得关注,表现了清代早期诗人对杜甫诗的接受。

杜集东渡考:兼谈10—13世纪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利用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的书卷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就是圆仁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10—13世纪的东亚,白居易风潮全盛,结合这一时代背景钩沉史料可知,圆仁历尽千辛万苦抄来的这部《杜员外集》之所以未被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与承和遣唐使节团中正副使之激烈冲突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对白居易诗歌有狂热的爱好以及慧萼抄入南禅院本白居易集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到了平安后期乃至镰仓幕府中期,王洙注《杜工部集》与郭知达《集注杜诗》相继传入日本,终于为杜甫诗文在日本文坛乃至政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之后兴起的五山禅林尊杜风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渲染作用。

杜甫：“集中无词”或“词曲之祖”--从杨慎的一个观点说起

明代杨慎在构建词史统序时首次提出"杜甫无词"之说,这一观点得到了词学与杜诗学专家不同程度的回应。一方面是明清之际的词学界围绕"杜甫无词"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从辨体、破体两个向度利用杜甫(杜诗)作为词学尊体的资源;另一方面是"杜甫无词"说启发了诗学领域对杜诗题材风格多样性的论证,并由此深化了对"集杜词"的意义认知。杜甫从"集中无词"到"词曲之祖"的转变,既是"强者诗人"与强势文体影响力拓展的缩影,也是词体以弱附强,借助诗学资源以确立自身价值的生动例证。

商盤手批《杜工部集》考辨

商盤作為清代著名文學家,有手批《杜工部集》一種,現藏於湖北省圖書館。商盤手批杜詩以朱筆小楷細書,通本滿批,被視為該館重要的珍稀善本之一,向不為學界所瞭解。商盤手批杜詩的内容多係選録清初學者黃生《杜詩説》一書。商盤在選録過程中刻意做了相關"技術性"處理:或删内容以泯其痕跡,或添枝葉以增其繁雜,或拆批語以亂其整體,或移位置以混其視綫,從内容到形式進行改頭换面,頗具迷惑性。商盤手批《杜工部集》保存了黃生《杜詩説》的大部分評點内容,為整理黃生《杜詩説》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校勘材料;商盤手批杜詩對黃生《杜詩説》的選擇性抄録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清初杜詩學的研究風尚,也反映出清代杜詩手批文獻辨偽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少陵风流海外传:日本江户时代杜诗学的四个维度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通过与中国的书籍贸易,进口并翻刻了很多明清时代的杜诗学著作,很多刊刻活动是当时儒学家与书肆共同参与的结果。日本翻刻的主要是明代的杜律注本,尤以邵傅的《杜律集解》最多,江户时代学者还以《杜律集解》为基础,撰著了四部日本本土的杜诗注本。旧题李攀龙的《唐诗选》在江户时代流行一时,也产生大量注本,其中就包括对杜诗的注解。《唐诗选》系列注本对《饮中八仙歌》的阐释较有学术和文学批评价值。日本汉文学文集中有大量关于杜甫及杜诗的评论性资料,涉及对杜甫的总体评价以及对杜诗诗体和具体作品的评论。江户时代文人还留下了不少集杜诗,这以久贝蓼湾的《集杜五言诗》最具代表性。江户时代汉文学中也有不少拟效杜诗的作品,其中日本文人拟效的《饮中八仙歌》相关汉诗较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