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夜间经济集聚空间分布格局研究——以昆明市主城区为例

研究夜间经济集聚空间格局特征,有助于优化经济空间布局、塑造城市特色、发展城市旅游。昆明市是我国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进行经济、社会交流的重要门户,本文结合昆明主城区夜间经济POI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基于空间发展方向与发展强度,分析夜间经济集聚空间的分布格局,并通过业态分布格局挖掘夜间经济集聚空间的类型特征,进而从空间格局优化、片区特色挖掘、基础设施改善、营业模式拓展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以供参考。

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城市生产函数中引入集聚空间外部性,利用均衡模型推导出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方程,并探讨了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U型的阶段性特征。随后基于模型方程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差距之上;(2)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长沙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的规划研究

该文简要介绍了创意产业和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的概念,分析了长沙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空间集聚特征,就如何引导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知识经济背景下我国城市创新型产业集聚空间的转型发展研究

产业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文章对创新型产业集聚空间的基本概念,产业竞争机理、要素磁性吸引机理、品牌性市场环境促进机理、交易成本节约机理四大形成机理,操作和制度层面的运行机制进行辨述,对近年国内创新型产业集聚空间的发展进行反思,从硬环境方面提出创新型产业集聚空间的关联性配置和精确性定制,软环境方面提出设计灵活的政策机制、齐全的功能配套、特色的产业文化以及便捷的生活服务等转型发展路径。成果可为城市创新型产业集聚空间规划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工业智能化、地理空间产业集聚和数字空间虚拟集聚

以往研究更多集中于探究工业智能化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却较少关注智能技术应用对产业集聚发展趋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2013—2022年的省份面板数据,从智能化基础条件、智能化技术创新和智能化生产应用三个维度测算了各省份的工业智能化水平,并考察了工业智能化对数字空间虚拟集聚和地理空间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探究不同集聚形态下产业集聚模式、企业运营效率和生产率的差异化特征。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显著提高了数字空间的虚拟集聚水平,但是降低了地理空间的产业集聚程度;数字空间和地理空间下的产业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工业智能化促进数字空间虚拟集聚趋向产业多元化,地理空间产业集聚则呈现专业化特征;工业智能化在提升数字空间和地理空间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运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数字空间虚拟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尤为显著。

中国乳制品加工业集聚水平与空间集聚演化特征研究

借助区位熵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2014~2021年我国乳制品加工业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依赖性与动态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乳制品加工业呈现相对平稳的集聚态势,产业布局呈现出与原料奶基地的布局相衔接的合理布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降低了乳制品行业集聚程度,但隔离政策的取消和行业振兴计划的提出减缓了这种下降趋势;我国乳制品加工业在空间上形成以晋鲁豫为核心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尽管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的乳制品加工业集聚态势显著,却未对相邻省份形成有效辐射带动作用;整体空间分布格局以“东北-西南”方向为主导,产业重心呈现向西移动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有减弱趋势。

秦岭南麓小流域乡村聚落空间集聚PSR评价研究——以乾佑河流域柞水段为例

小流域是山地区域乡村聚落广泛存在的空间载体,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里的聚落也开始发生剧烈变动,开始了更为集约的收缩型集聚。为了更好地发现其变化集聚的状态与趋势,对聚落发展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与引导,急需合适的评价工具与方法。因此,针对秦岭南麓小流域内聚落斑块零散存在的现实情况,借助“压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型,提出了聚焦小流域乡村聚落社会-生态健康发展的PSR评价方法以及聚焦关键问题的研究思路;进而以乾佑河柞水段的七条典型小流域为对象,借助核密度估算工具,进行内部聚落空间集聚特征的总结,建构起可进行比较的核点集聚区域、点轴集中区概念;并通过评价参数的筛选,明确了小流域、核点集聚区域双层级PSR评价体系,结合实践提出相关优化建议,也为小流域乡村聚落合理建设探索更科学的研究基础。

走向共同富裕:银行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微观层面上探讨银行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银行业空间集聚通过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愿、降低信贷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银行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银行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合理推进银行业空间集聚,积极推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从而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晚清海派京剧形成期的演出市场考察——上海京式戏园空间集聚的动力生成机制研究

京剧在北京发展成熟不久便打破戏曲流布与演进的时空规律,于1867年南下沪上,在上海的都市娱乐生态和审美风尚浸淫下孕育出海派京剧并形成繁荣的演出市场,京式戏园的空间集聚态势明显。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区位优势与城市基础设施、租界特殊管理制度等城市娱乐需求环境构成京式戏园空间集聚的外部动力与要素条件;班园一体的经营模式、剧目类型与舞台布置的产品创新、关联娱乐业的协同竞争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强化了京式戏园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海派京剧的商业美学特征也因此逐步形成。海派京剧是中西方文化交汇背景下追随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结果,冲击了传统表演观念,同时对之后活跃在上海的地方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对比研究

由于汽车产品构成的差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空间布局较传统汽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以及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研究并理解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借鉴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通过搜集分析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厂及主要供应商分布,对典型汽车企业生产网络的布局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受汽车产品本身的构成影响,传统汽车企业更加倾向于企业间控制的行动者策略,而新能源汽车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企业间协作。对应的空间响应变化表现为传统汽车会在整车厂周边一定范围内形成明显的联系较为紧密的生产网络,而新能源汽车则会在传统汽车的生产网络上进行“嵌入式生长”而形成相对分散的生产网络。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特征分析

深化文旅产业融合是以文化资源活化助推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建构文旅产业指标体系,以2014—2021年黄河文化公园9省文旅产业相关数据,采用协同集聚指数测度及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其协同集聚水平及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文旅协同集聚指数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出现4个明显拐点,最终由下降恢复到缓慢上升状态;②协同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黄河中下游的省份总体较高,黄河上游的省份较低;③协同集聚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文旅产业在各省分布不均衡,且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应加强黄河文化公园文旅产业区域发展意识,建立联动机制和平台,深化科技文旅的政策保障、制度保障、平台保障、服务保障和知识科技保障。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较小,它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明中国协调共享、共同富裕发展策略已取得初步成效;数字经济与地理位置显著正相关,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理位置限制,且打破程度较大;对于数字经济水平,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σ收敛,全国、三大区域都存在绝对与条件β收敛,经济水平提高有效促进了全国、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增长,而政府干预对全国数字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三大区域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数字经济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时缩小地区差异,应多措并举: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更多支持;在经济落后地区,集中优势资源,培育数字产业龙头企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数字经济规范与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基于区位基尼系数的五大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

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为代表的五大城市群已经为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一体化战略积累了非常成熟的经验。本文从高等学校资源的视角出发,运用平均差和区位基尼系数这两种方法检验了五大城市群的空间集聚程度,研究发现,2017—2021年,五大城市群的空间集聚程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分布趋向于均衡,但是各群之间的差异性依然较为显著。

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空间集聚与农民增收研究

基于山东省2009—2018年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回归检验模型研究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力度、空间集聚情况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空间集聚对农民增收均有正向显著促进作用。据此提出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各地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合理优化农业科技创新产生的资源、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等建议,以期促进农民收入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山西苹果产业空间集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系统分析山西苹果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及其作用机制,为促进苹果产区资源整合、产业布局优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查阅2011—2021年中国和山西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区位熵和莫兰指数对比分析山西苹果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和历史演变,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山西苹果产业空间集聚的单因子和交互因子。【结果】2011—2021年山西苹果产业区位熵波动上升,且呈南增北减的特征,产业重心进一步向西南移动;苹果产业传统集聚区运城的区位熵有所下降,新兴集聚区临汾的区位熵明显上升;山西苹果产业莫兰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运城和临汾的各县(区)已形成显著的高—高型产业集聚格局;其他地市的小部分县(区)形成低—高型产业分布格局,其余大部分县(区)为低—低型产业分布或随机分布格局。影响苹果产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因子为苹果粮食面积比、苹果果园面积、施肥量、灌溉面积、所在地市公路通车里程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次为水果果园面积、乡村人口和农林牧渔产值。【建议】依据山西各地苹果生产资源禀赋,优化空间规划与布局,促进新兴产区与传统产区协调联动发展;稳步调整种植结构,拓展科学技术溢出功能,提升产业服务保障能力,延伸苹果全产业链条带动三产融合,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苹果产业集聚纵深发展。

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是否加快了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建设?

本研究结合2006—2021年“两横三纵”城市群的城际面板数据,在构建相关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指标的基础上,对人才集群和创新汇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有利于释放人力资本投资的知识积累、溢出效应,提升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吸引力,由此推动人才中心的成型,并在此基础上激活科技创新动能,持续赋能,加快创新高地建设;在进行工具变量识别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十分稳健;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对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建设的影响存在梯度格局,且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有利于域内高校间的资源共享与人员的知识交流,促进人力资本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协同度,推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为更好发挥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效应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在高校分类发展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建立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探索跨区域人才流动的财政补偿机制,建立公共教育服务共享平台和科研创新协作网络,实现高等教育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互联网发展重塑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集群的规模优势是地区实体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互联网的便捷性、高效性使得企业似乎没有必要融入“空间集体”,如何平衡好区域集群优势与企业的“离群”倾向是新时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互联网时代制造业空间集聚退化的特征事实,采用2013—2019年中国所有制造业企业的经纬度数据对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进行重新测算,以231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重塑机制,并进一步的探究其引致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塑效应,显著弱化了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2)互联网重塑制造业空间集聚存在时间、空间以及行业层面的异质性特征。(3)互联网重塑制造业空间集聚总体上在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缓解了环境污染的加剧。本研究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空间集聚视角出发,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区域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技术转移与制造业空间集聚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技术转移和制造业空间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2009—2021年283个城市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检验技术转移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空间集聚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技术转移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空间集聚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且发明专利技术转移的中介效应明显超过非发明专利技术转移。为全面释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正向推动效应,应聚力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走深向实;着眼数字驱动,加快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开放型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及政策选择

有效发挥广大嵌入在特定经济空间内的贸易中介内生交易效率优势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成为促进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迫切需求。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及资源基础理论,揭示了贸易中介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而阐释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认为,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不仅可以降低出口的固定成本,而且可以减少贸易的可变成本。贸易中介的空间邻近性可以使其通过知识外溢性获取国际贸易经验技能、市场信息及专业知识,同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使得出口市场竞争加剧进而产生市场创造效应。应因地制宜地配置与促进贸易中介的地区性或市场型集聚,全面推动开放型经济高水平发展。

城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集聚特征识别及规划应对——以中部地区制造名城株洲为例

当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内涵特征等开展了较多的探讨和研究,但多是对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路径的研究,对其空间载体的集聚特征和空间治理应对还鲜有研究。通过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集聚特征影响要素的研究识别,筛选评价因子,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目标值法构建层次分析模型进行关联测度和评价,得出新质生产力空间集聚特征并提出相应的空间规划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以湖南株洲为例进行新质生产力空间集聚特征识别评价,针对识别结果提出相应的规划应对策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为其他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的规划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