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缓解城市集聚阴影吗?--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利用拓展的D-S模型进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采用2012—2020年中国地级市跨期截面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城市集聚阴影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存在城市集聚阴影,而数字经济弱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可以缓解城市集聚阴影。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城市集聚阴影,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基本不存在城市集聚阴影,其中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弱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对城市集聚阴影具有缓解作用,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却强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从而加剧了城市集聚阴影的程度;北方地区存在城市集聚阴影,其数字经济弱化了地理距离的作用,对城市集聚阴影具有缓解作用,而南方地区基本不存在城市集聚阴影。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引导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地打造新的增长极,从而缓解城市集聚阴影,加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

同城化发展能否改善“集聚阴影”?

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地方政府间依托邻近的地缘关系逐步推动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明晰的同城化区域,其在支撑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34个都市圈131对城市组合的面板数据,将同城化发展规划的颁布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政府推动下的同城化发展对都市圈外围城市产生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改善长期以来中心城市迅速扩张所引致的“集聚阴影”现象。同城化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产业投资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推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地理距离增加、产业结构差异、政府支持力度不同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同城化发展经济效应的异质性。文章的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完善同城化发展规划和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

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视角下中国小城镇服务功能评估——以苏南地区为例

当前地理学领域对镇域尺度的小城镇服务功能的研究存在不足。为弥补这一缺失,论文基于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的视角,对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开展定量评估,从高德地图开放API平台采集POI数据,选取与服务功能相关的14类行业,利用核密度法、层次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邻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小城镇的服务功能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设施核密度值总体较高。高密度区及次一级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各市的主城区、各区(县级市)及周边地区,并沿高速、国道和铁路等交通干线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点—轴"式空间结构,远离中心城区(镇)的小城镇除少部分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外,发展相对均衡。不同类型的服务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2)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总体较高,主要集中在100 km缓冲区内,从150 km至200 km缓冲区服务功能指数依次递减。(3)上海对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有显著影响,100 km缓冲区内影响最为显著,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对上海的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过程并存。

新时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集聚阴影研究——基于高铁通车的视角

通过使用中国2007—2016年的县级面板数据,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证实集聚阴影的存在。利用高铁通车作为准自然实验,我们发现,高铁通车后,县的人均GDP下降2.6个百分点。机制分析表明该作用在与中心城市距离大致在97—195千米内的县最为明显,这正是"集聚阴影"的体现。我们还发现具有较好禀赋的县会凭借高铁实现经济增长,考虑到常住人口变动,高铁通车对县域经济的负面效应会减弱。这些都表明高铁通车有可能促进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京津冀存在“集聚阴影”吗——大城市的区域经济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战略提出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大小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可以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学术依据。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更大。未来应实现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契机,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分工,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高铁线路对城市经济活动存在“集聚阴影”吗？——来自京沪高铁周边城市夜间灯光的证据

本文将高铁运营视为一项"准实验",在PSM&DID的方法下,运用2006-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检验高铁运营对城市经济活动是否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高铁运营对城市经济活动存在"集聚阴影"效应,"集聚阴影"的范围为远离高铁站点车程时间距离80-260分钟。高铁运营对距离高铁站点80分钟车程以内的城市经济活动有积极影响,而对80-260分钟车程内城市经济活动有抑制影响,且随着距离的增加,其负向影响逐渐消失。此结论表明,高铁运营改变了周边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距离高铁站80分钟以内的城市经济活动是以削弱"集聚阴影"范围内的地区经济为代价而增长的。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应用夜间灯光数据检验中国高铁运营对城市经济活动是否存在"集聚阴影"效应。高铁对城市经济活动"集聚阴影"效应的研究有助于缩小城市间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集聚区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

集聚区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各种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为追求集聚经济效应,跨区域(含城乡间)转移集中而形成的经济区域。地方"十二五"规划反映了地方政府借助集聚区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市场机制、地方政府集聚区发展战略和配套政策循环体系对集聚区和集聚阴影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均产生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是招商引资、集群培育、转型升级的引-育-转体系,以土地、财税、投融资、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政策为干预工具。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基于高铁全生命周期的县域经济发展——以沪昆高铁为例

为分析高铁全生命周期下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律,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与渐进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相结合的方法,以沪昆高铁为例,根据2008—2020年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5个沿线省份县域经济面板数据,分析高铁建设期与运营期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建设期与运营期分别对县域经济起促进或抑制作用,建设期的福利效应范围为0~120 km,随距高铁线路距离的增大,福利效应逐渐减小,以促进第二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变化;运营期的集聚阴影范围为距中心城市58~316 km,呈∩分布,以加速县域人口迁出的方式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外部性视角的都市圈外围县域经济一体化困境与思考——以莱西、莱阳为例

城市网络及其跨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流动空间”塑造下的城市与区域组织。城市网络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则为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起点。探讨县域经济发展不应将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进行割裂,而要统一于共同的微观基础。推动更深入的细分领域产业链条的有序衔接,有助于跳出地区同质化竞争冲突,从而实现区域价值链的垂直嵌入攀升。强化城市网络互联互通,实施借用行为,优化产业布局,能够有效促进都市圈外围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首都圈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

研究发现首都圈的劳动力分布呈现以北京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对于这一分布格局,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为基础采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首都圈劳动力分布格局是由历史政治等偶然因素引发了地区发展的初始不平衡并通过产业集聚引致劳动力集聚,循环累积形成的。由于产业存在异质性,其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第三产业的集聚是引致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力量,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并不利于劳动力的集聚。地理区位与首都圈劳动力集聚度呈现"∽"形曲线的形态,在2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劳动力集聚度是不断下降的,而200公里以外,劳动力集聚度有小幅上升,说明存在"集聚阴影"。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雄安新区战略是破解“环京津贫困带”的抓手

"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破解关系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以往文献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原因,而本文则发现京津冀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生的"集聚阴影"效应是"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采取"以地为主"的政策,构建新的增长极,实施城市群层面的多中心空间战略。针对中国13大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多中心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要抓住雄安新区建设机会,使之成为破解"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空间载体。为此提出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雄安新区的成功与多中心战略能否提高整个区域的绩效密切相关;第二,雄安新区需要进行科学定位,摆脱对北京的依赖,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心城市;第三,雄安新区发展要将坚持政府积极引导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相结合。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借用规模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突出,客观准确识别城市收缩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收缩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从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的视角,对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数量、收缩程度和区域分布都存在显著差异。(2)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2种效应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中均表现出异质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象。功能层面以规模借用形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效应都显著;绩效层面则以集聚阴影形式存在,在非城市群中效应不显著。(3)借用规模因城市规模不同对城市收缩呈现非线性影响,功能规模借用水平表现为大城市>小城市>中型城市,而在绩效层面中小城市表现为集聚阴影,大城市则表现为绩效规模借用。

借用规模、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群集聚经济

我国行政区经济正积极向城市群经济转变,过去"单体城市"发展模式下的集聚经济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解释当下我国城市群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不能解释城市群内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利用2003—2015年我国八大国家级城市群~①及其周边非城市群的197个地级市基础数据,采用系统GMM等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借用规模、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城市群内借用规模和网络外部性使得集聚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论彼此是否相邻,中小城市都能享受和大城市一起所产生的集聚经济的好处;其次,多中心城市群倾向于出现借用规模行为,而单中心城市群则倾向于出现集聚阴影,此外,借用规模行为作用下的集聚经济效应需要充分考量通达性的影响;最后,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有利于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效益,且对集聚水平偏低的中小城市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技术进步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利用2003-2013年我国277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通过距离衰减、经济距离和逆距离平方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检验了服务业及细分服务业集聚对于本地和临近城市技术进步的影响。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一致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城市技术进步,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抑制了技术进步;从地区层面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集聚对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的集聚效应呈U型结构。(2)在空间溢出效应上,西部地区生产性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临近城市技术进步显示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正向溢出和集聚阴影的共同作用下,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108个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未发现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的直接证据;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更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来自副省级城市的增长溢出最为显著,同层级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相对微弱;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最后从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破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广佛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城镇借用规模绩效检验

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环境下,借用规模可以使城镇突破地理距离和规模等级限制,通过网络联系实现城镇经济的共同增长。基于理论辨析,以城市网络的借用规模效应为视角,检验网络外部性下城镇借用规模绩效对城镇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回顾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佛都市圈城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偏离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法解析区域绩效、集聚阴影等特征;其次,基于城镇规模、借用规模、交通网络通达性、科技创新外溢性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外部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城镇既有人口规模越小,区域绩效值越低,10万人的人口规模是绩效特征的分界点,大于和小于10万人的城镇分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②基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网络点度的区域绩效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式空间特征,且基于企业网络点度检验的空间分异特征更为突出;都市圈主城区近郊圈层城镇的绩效较明显,而主城区远郊圈层城镇的集聚阴影现象显著;③新增注册企业数的绩效与城镇既有规模关系最为紧密,与区域交通枢纽、借用规模、借用绩效、跨镇合作专利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降低;区域交通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集聚,并通过网络外部性效应影响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

中国城市群是否存在借用规模?

现有研究缺乏对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借用规模问题的关注。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基于2008—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从功能和绩效维度对中国14个城市群借用规模的存在性,以及借用规模发生的空间条件和形成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从城市群层面看,长株潭、珠三角、武汉、辽中南、哈长、北部湾和京津冀7个城市群存在借用规模;从城市层面看,大城市更有可能同时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即存在借用规模,而中小城市更有可能借用功能,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和长三角5个城市群存在集聚阴影。(2)借用规模更频繁发生于多中心结构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均能通过嵌入多中心结构城市群实现借用功能,但只有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可以在多中心结构城市群中实现借用绩效,多中心结构对中等城市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的影响最为明显。(3)增强城市的地理邻近程度将会降低借用功能,但可以提高借用绩效;增强城市的网络关联程度可以提高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对于借用功能而言,网络关联与地理邻近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对于借用绩效而言,网络关联与地理邻近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网络关联对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的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中能够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