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安全照顾义务在劳动法上的展开

雇主安全照顾义务是工伤保险之外保护劳动者免受工作危险侵扰的重要制度。其价值首先体现在该义务可支持填补劳动者工伤保险补偿之外的“剩余损害”、拓展受保护劳动者范畴、拓宽可救济损害范畴,跳出事后救济之外赋予劳动者义务履行请求权和劳务给付拒绝权,弥补工伤制度之不足,有力地回应了新业态及新型劳务损害的制度吁求。应兼跨民法与劳动法两大体系,联动地适用该义务。在体系定位上,应将其归列于合同义务中具劳动法特色可请求履行的附随义务。在法源根据上应综合诚实信用原则、雇主指挥权、集体合同及劳务合同等泛义之“软法”、相关公法/私法规范(尤其是有关劳动保护的基准性规定),作系统地建构。在宏观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此一制度有望与工伤保险制度形成“有节制地进阶式”制度联动,并最终实现劳资双赢。

雇主安全照顾义务之内容界定

雇主安全照顾义务可借以统合地把握泛劳务(动)合同关系,在工伤保险统筹范围内以违约赔偿补足剩余损害,在非传统型工伤及新旧“编外”劳务关系等不受保险统筹的用工情形中亦仰赖违约赔偿加强救助,在损害发生之前赋予劳动者抗辩权及照顾请求权。为此,在界定义务内容时可依循先抽象(从“一切必要”到“合理可行”)再具体(对物型及对人型义务的类型化)、先实体再程序(即举证责任这个“实质程序”问题)的理路。既要倾斜保护劳动者,又要兼顾国情实际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任务。故而“一切必要”的标准将被“合理可行”所柔化;将以手段债为原则、以结果债为例外;既以过错推定等减轻劳动者举证责任,又为雇主方举证免责保留空间。如此等等,都是在追求同一个规范目标:既要倾斜保护劳动者,使其应得的待遇不致因不切实际的论证负担或举证责任而流于口惠而实不至,又要将雇主责任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二者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