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雇佣规模调整

本文试图解释工资增长趋势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利用2000年至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对相关命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在工资增长的趋势下,资本深化总体上呈加剧态势,工资增长越快、劳动分配率越高则资本深化越剧烈,国有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就企业的雇佣规模而言,技术进步和工资增长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营业收入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民企的雇佣规模调整对技术进步越来越敏感,国企的雇佣规模调整对工资增长越来越敏感。本研究的启示包括:首先,未来一段时间的就业压力仍可能较大,但其表现形式由以往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带来的压力逐渐转向为劳动力市场需求方的压力。其次,国有企业在资本获取上的优势应该受到限制。再次,在提高劳动分配率的同时要关注资本深化的趋势。

国家劳动者保护与企业雇佣规模扭曲——基于世行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库

劳动者保护是当代社会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国家层面的劳动者保护法律法规制度贯穿招聘、培训和解聘各个流程,产生不同的摩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雇佣行为。采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的跨国数据,文章对国家层面的劳动者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与企业最优雇佣规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一国劳动者保护水平越高,该国企业雇佣规模扭曲的程度越高;而政府持股的企业这种现象会明显降低。与长期雇员保护相关的制度更容易引起雇佣不足,与临时雇员保护相关的制度则与雇佣过度明显相关。

厂商雇佣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含义——基于一个微观视角雇佣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从雇佣与解雇成本出发,建立一个基于微观视角的雇佣模型,运用动态最优理论给出影响厂商雇佣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真实利率水平和真实工资水平的降低会显著提高雇佣规模,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对就业的促进作用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根据相图分析,给出政府管理层实现就业目标以及厂商实现最优雇佣规模的政策建议。

企业雇佣规模扭曲对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问卷数据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柱之一,国内存在一大批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企业,实务届和学术界从未间断对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讨论,本文采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研究数据库企业层面的数据,定义企业当前雇佣规模和最优雇佣规模间的差异为雇佣规模扭曲,从这一新颖的视角分析雇佣规模扭曲对企业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发现:雇佣规模扭曲程度越高,企业出口收入占比越低;这一现象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显著,而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影响不显著。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越低、雇佣规模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②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③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④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极其深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文建议合理缴费负担,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雇佣规模与企业组织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首先根据样本研究了组织雇佣规模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然后发现雇佣规模会影响组织绩效,但是还有其他影响组织绩效的重大因素。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对提高组组织绩效提出了各方面的建议。

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13年CHIP数据中的农户个体,研究农民群体中从事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结论有:农民自我雇佣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前者只有后者的68.24%;农民从事自我雇佣具有许多低端特点,低雇佣规模、低资本投入、且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初始投入资本、雇佣规模和行业等对农民自我雇佣收入有积极显著影响。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

政府补助、员工雇佣与超额雇员

“保就业”“稳就业”是我国政府当下的工作重心。文章从微观层面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企业雇员的影响,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扩大企业雇员规模;政府补助对雇员规模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低研发密度企业体现出更高的就业弹性和政策效应;政府补助对超额雇员现象有推动作用,同样在国有企业和低研发密度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超额雇员增加了企业收入、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支出的比重,但降低了人均薪酬。本研究对评估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提高企业就业吸纳和就业弹性有重要意义。

“营改增”的市场反应及其趋势——基于改革进程的事件研究

本文以"营改增"分地区、分行业逐步推进为时间节点,利用事件研究法,全面检验六次"营改增"的整体市场反应及分行业的市场反应,并从税收敏感度、雇佣规模和固定资产密度三个维度分析该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投资者一直将"营改增"视为利好消息,但不同行业"营改增"的市场反应有差异:投资者对交通运输业"营改增"的反应经历了从"观望"到"利好"的转变,视现代服务业、邮政业、电信业、房地产业与金融业"营改增"为利好消息,视建筑业"营改增"为利空消息,对生活服务业"营改增"则持观望态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敏感度越高和雇佣规模越小的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越高,但固定资产密度与累计超额收益率无显著关系。

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目的/意义】为政府部门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设计/方法】运用PSM-DID方法,在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论/发现】外资并购显著提升了目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动态效应检验反映其作用效应存在较长的时滞。随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绝对控制型并购、东西部地区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机制分析检验表明,外资并购通过扩大雇佣规模,增加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从而对目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