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雇员身份的认定及其规范构造

高校学生是否具有雇员身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分歧。无论是原劳动部309号文第12条的基本立场,还是各学说争论背后所蕴含的共识,均表明学生雇员身份认定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劳动和教育的关系。在我国高校教育管理和劳动关系调整模式之下,采取劳动和教育的“两分法”认定学生的雇员身份具有可行性,即基于实质的内容识别劳动要素和教育要素,以确定学生用工属于教育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只有排除学生用工中作为教育的特殊性要素,才能在经济关系中按照一般性的标准作出学生雇员身份的认定。“两分法”的思路遵循了雇员身份判断的一般性规则,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面对学生用工多样化的现实状况,劳动法和教育法应当在制度上对学生雇员身份采取开放的态度,确立差异化的保护政策,共同推进教育改革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从而使劳动与教育关系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

稳定是企业劳动关系的本质要求——从雇员区别于民事主体的身份特殊性出发

民法原理不能为劳动关系的稳定诉求提供合理的法理解释,而雇员身份的特殊性可以给劳动关系的稳定诉求提供独立于民法原理的另一种法理基础。在民事身份的演化过程中,正身份和负身份的古代法含义随着契约社会的发展,转变为强势身份与弱势身份,但并非所有的负身份者都能合乎民法原理和逻辑地接受其社会化的保护政策。雇员身份与民法内在逻辑的冲突决定了民法社会化的范围无法合理地延伸至劳动关系领域。劳动关系的稳定诉求是由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人身从属性所衍生的义务决定的。而且,人身关系先于财产关系,因而,对劳动关系而言,稳定诉求比和谐诉求更为本质。

英国最高法院对“优步”司机雇员身份的裁定评析

2016年,仅英国伦敦就有200万名使用“优步”网约车服务的乘客和3万名“优步”司机。截至2021年初,英国的“优步”司机已经超过7万名。这项业务引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律问题:从劳动法的角度看,这些“优步”司机的法律地位如何?他们和“优步”公司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

美国高校学生雇员身份的认定

当前学生用工已经成为美国高校劳动力的重要替代力量,但是学生是否具有雇员身份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美国的实践表明,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不是雇员身份认定的障碍,学生雇员身份的认定没有简单划一的形式要件,而是一个复杂的平衡性系统,认定学生雇员身份需要正确处理劳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一般雇员认定标准的基础上,美国法院确立的"主要受益人标准"和"整体情况标准"立足于学生的实际工作内容,既需要判断与学业和教育的关联性,也需要判断与常规劳动形态的关联性。总体而言,学生劳务与教育属性的关联性越小,与劳动属性的契合性越高,学生也就越会被认定为雇员,反之则只能被认定为受教育者。

从契约到身份——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构

在经历了近代民法的“从身份到契约”之后,现代民法又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运动,人类开始了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实现人格的实质平等、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从契约到身份”运动的目标。民法的这一变革相应地引起了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新构筑,伴随着传统身份权类型的衰亡,新的身份权类型成为现代身份权体系的中坚,身份权与契约一同承担起规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重任。

学生还是雇员:博士生身份的跨国比较与启示

当前,博士生的身份定位存在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差别。在欧洲,许多博士生与高校、企业等机构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被视为雇员,接受机构的资助;在美国,尽管大量博士生担任了助研、助教,但仍被视为学生。赋予博士生雇员身份,能够保障博士生的基本权利,提升博士生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但雇员身份会提高博士生的培养成本,改变博士生与导师、高校之间的关系属性,因而是否赋予博士生雇员身份在美国仍处于争论之中。

劳动抑或教育:我国高校学生助理制度的现实与反思

我国高校学生助理制度被视为兼具劳动和教育的双重功能。在这种定位之下,尽管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涵和功用,但是劳动功能与教育功能并未产生同步的积极效果,反而导致了教育功能的形式化和劳动用工机制扩张等现实问题,使得劳动与教育的定位相互消解,既不利于学生当前实践能力的培养,又无助于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学生助理制度在劳动教育和高校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中美两国在高校用工体制、学生雇员的身份认定和薪酬待遇及其保障机制的差异,能够给我国高校学生助理在劳动和教育的实现方式上提供有力的借鉴。在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框架下,我国应当以实质内容为导向确定学生助理制度的人才培养功能,建立符合学生发展的劳动用工机制,健全学生薪酬体系及其权益保障机制,以促进高校用工和教育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