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律例中雇工人范畴及界定标准的变化

雇工人是被封建法典编制在雇主的宗法家长制体系内的一个特定社会等级。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法律对雇工人范畴的规定不断发生变化 ,总的趋势是把更多的雇佣劳动者划出雇工人的范畴。与此相适应 ,法律所规定的雇工人界定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由最初的“文契年限”标准改为后来的“主仆名分”标准。

从契约到名分:明清雇工人法律形象的衍变

虽然明清律典已经确立了雇工人在雇主宗法家长体系内的形象,但对其法律概念的定义却模糊不清。在其出现之初,以契约确立雇工人的身份,但随着律例的不断完善,主仆名分成为最终的判定标准。从"自由人"向"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之家人的转变,不仅使雇工人与律文编织的法律形象严丝合缝,而且还彻底丧失了同雇主平等的社会及法律地位,进而完全失去了人身支配权。

论清代律例对雇工人法律身份的界定

在清代,雇工人是低于凡人而高于奴婢的一个特定社会等级,其身份的界定和法律地位的确立历时漫长,颇有曲折,这一过程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尤其是清王朝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通过考察清代律例中雇工人身份界定标准的变化,并对雇工人与雇工和奴婢的异同进行比较,进一步明确了雇工人的身份和法律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性三方面剖析了清代雇工人法律地位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雇工人实质上是奴婢向良人转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等级,是前资本主义的不自由的等级的雇佣关系下的等级雇工。

明代的义男买卖与雇工人

明代,“奴仆”的概念非常混乱,包括了社会上所有身分不自由的劳动者。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来源、对主人不同的关系把奴仆划分为奴婢、义男、雇工人、佃仆、世仆、豪奴等几个层次。本文拟就义男、雇工人身分的形成、特点、性质以及二者的关系作一初步探索,以求更深刻地认识明代奴仆制度的全貌和实质。

雇工人身损害赔偿:游走于民事赔偿和工伤赔偿之间

随着近年来雇工人身损害事件的频发且趋升,特别是雇工人身损害赔偿在自然人的普通民事赔偿与劳动者的特殊工伤损害赔偿之间的徘徊不定,使得雇工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定性开始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紧密相关,进而成为当前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一个难题。本文认为雇工具有身份复合性和性质特殊性,对雇工及其人身损害案件,不能片面依赖工伤保险或民事赔偿的统一调整模式来完成,应该采取"语境化/类型化/案例化"的方式处理;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之间有必要建立协调和衔接机制。

从身分法变革论明清时代法律的连续性问题——以“雇工人”律为中心

明清时代"雇工人"律的制定及修改是身分法领域的重大事件。从明初朝廷通过设定"雇工人"身分和颁布奴婢禁令来防止良民奴婢化,到清代国家放弃依据法律直接控制编户齐民,法律的改革与赋税、户籍等制度的变化及满汉社会风俗的差异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而从万历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每一次条例的修改,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关联,但这一发展过程却并不是机械的、线性的展开,法律修订的背景和目的各不相同,甚至相悖。尤其乾隆五十三年条例放弃了此前以文契、年限等具体条件划定"雇工人"范畴的思路,不再由国家设定"雇工人"的判断标准,而是承认私人领域自然分化出的等级关系,将社会身分上具有"主仆名分"的雇工确认为法律身分上的"雇工人",从而实现了法律身分与社会身分的统一,也完成了明清身分法领域的本质性变革。

运用雇工税限制雇工人数

由于雇工经营对社会主义经济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方面，因而，对雇工人数无论是进行严格限制还是不作任何限制，都会使我们面临矛盾局面，规定雇工人数的数量界限，对它进行严格限制，

略谈私营企业雇工人数的最低限量

近几年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在我国出现了私营经济。作为一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具有程度不同的剥削。但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不加区别地将私营企业剥削的最低限度规定为雇工8个。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谈谈私营企业雇工人数最低限量的问题。

再就业营业税优惠按雇工人数区分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营业税优惠政策管理的通知》，下岗失业人员雇工7人(含7人)以下的按个体工商户享受营业税优惠；雇工8人(含8人)以上，均按照新办服务型企业有关营业税优惠政策执行。新规定从今年1月1日起执行。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家庭农场样本数据,研究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定量分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要素市场价格、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要素禀赋等变量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为协同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晚清徽州乡村雇工的身份、工价及其生成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在对近代乡村雇工的研究中,从法律的角度认为长工和短工具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在工价方面,则有着不同的结论,或是认为工价逐步上涨,或是认为民国之前工价变化不大。于徽州而言,由于多数徽州人经商在外,导致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这里外来移民甚多,他们和当地的一些主户、佃仆一起构成了雇工的主体,其中妇女占重要地位。在土地占有和经营上,大多数土地被宗族以公产的形式占有,采取租佃经营;而个人仅握有少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采取雇工的经营模式。面对不同的雇工,工价相同,无身份差别。同时,工价较为稳定。贵溪胡家个案表明,从西方或东南亚农业经验中得出的一些模式以及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经验,在徽州并不适用。农村、农民、农业三者并非同质,须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辨析。

关于明清法典中“雇工人”律例的一些问题(上)——答罗仑先生等

明清两代律例中的"雇工人"问题的研究,对当时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均有重要意义。作者自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分析明清"雇工人"身份对雇佣劳动性质的判断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清代的等级问题。对此,学术界产生了积极讨论和争鸣。本文就是对于罗仑、高桥芳郎和赵冈等学者的批评与争鸣的回应。

社会变迁与身分重组——以高桥芳郎对“雇工人”法律身分的理解为线索

中国早就存在雇佣劳动者,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及其与雇主的实际关系,在不同时代未必有多大差别。但直到唐代,雇佣劳动者在法律上都被作为良民对待。宋代随着富民阶层的兴起,统治理念和身分构成原理发生变化,创设了相对于雇主处于卑下地位的"雇佣人"身分,明代的"雇工人"身分即承此而来。万历"新题例"并未导致各类雇工身分地位的变化,只是适应士绅阶层的要求,将缙绅之家的义男由"以雇工人论"改为"比照奴婢律论"。清代受满洲奴仆制因素的影响,允许庶民保有奴婢,"雇工人"条例的修改则越来越强调"主仆名分",在将一部分原来属于"雇工人"范围的雇工排除出去的同时,又将另一部分原来不属于"雇工人"范围的雇工纳入进来。"雇工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等级,而只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身分。

关中地区农村企业受雇工人的调查

1983年,我们在陕西关中地区蒲城、韩城、周至、咸阳四县(市)对16个有雇工的农村企业作了一些调查(以下简称“16个企业”),并搜集了陕西有关方面在长安、周至、临潼、咸阳等县(市)对13个农村企业雇工情况的调查(以下简称“13个企业”),共对29个企业的857个工人的有关情况作了调查和分析。现简述如下:一、农村企业雇工的一般情况在“16个企业”中,1980年开业的有1个,雇工6人;1982年增加到3个,雇工20人;1983年15个(原开业的有1个停业,新增加了3个),雇工约350人左右。1983年,这“16个企业”预计产值为140多万元,人均产值4,000元。

农业规模经营的要素匹配:雇工经营抑或服务外包——基于赣粤两省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业的发展转型与要素配置紧密关联。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考察要素的"匹配"和"替代"关系,研究表明:(1)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与其服务外包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2)农地块数及其细碎化抑制农户雇佣劳动力和资本服务;(3)劳动力弱质化和非农就业转移,能够促进农户的雇工行为;(4)监督考核难度、投资门槛都促进要素替代和匹配行为的发生,其中,雇工质量的监督考核难度抑制雇工经营,激励农户的服务外包;机械作业的资产专用性促进"雇工经营";投资门槛促进"雇工经营"和"服务外包";(5)农户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以及良好的地理与基础环境,均有助于改善服务外包行为。因此,随着农地规模的扩大,有必要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发育,进而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

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剥夺与异化--对四川葛村资本农场的实地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的推进,资本农场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活跃。文章以四川省葛村资本农场中的实地研究为例,通过对农场劳动组织与管理过程的分析,强调指出资本农场对农业雇工的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面对资本农场强制性的劳动分工、生产环节的拆分、生产知识的宰制等劳动组织方式,农业雇工被异化为企业生产律条下的附属品,逐渐丧失其生产生活中的自主性;同时,农民社会中的劳动伦理与道义掩盖了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夺,使其所遭遇的异化和剥夺进一步强化。通过对资本农场中农业雇工生产过程的剖析,文章对现代农业和以资本化、规模化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进行了反思。

敦煌写本吐蕃文雇工契P.T.1297_4探析

敦煌写本吐蕃文雇工契(P.T.12974)为探究吐蕃文契约的样貌及其雇佣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本件吐蕃文雇工契与同期汉文雇工契相比较,在文书格式上保持独立特色的同时,更多地承袭了汉文契的模式;在雇佣关系方面契约双方地位较为平等,基本上是以役力换取粮食,属于帮工性质。

中西封建晚期的农村雇工比较研究

中国和西欧封建晚期的农村社会都出现了雇工阶层，雇工越来越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然而，雇工在中国和西欧的农村社会生产者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生活状况亦有所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着中西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