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通过对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的区域范围、运销方式、交通运输和市场格局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四川已成为国内粮食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仅本省供应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供政府调拨、采买以及商民贩卖,表明清初在四川颁布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之兴盛是建立在本省粮食供给有余、外部市场又有需求这样的条件之上的。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四川开始由余粮省渐变为缺粮省,粮食外销逐渐减少,几至断绝。随着粮食商品化前提的渐渐消失,四川粮食商品化与市场化水平遂呈愈益降低之态势。四川粮食商品化发展的这种局限性,引人深思。

雍乾时期地方改制史料

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其划分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该地区的统治效率和该地区的发展。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对全国进行区分治理,分别建立特别区(如京师等)、少数民族区(如新疆、内外蒙古、西藏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一般地区(即各直省)。省内设府、厅、州、县,厅、州又可分为直隶厅、州和散厅、州。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府、厅、州、县的情况又有所变化。这里从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吏科史书中选辑了一组雍正、乾隆年间地方行政区划变更的史料,予以刊发。

雍乾时期地方官缺史料(上)

清代地方官缺的种类有三:(1)按地方官员的不同身分定缺,如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宗室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2)特殊地区、职务的官缺,如沿河地方官为河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烟瘴缺”、“苗疆缺”等;(3)按补授的不同方式定缺,即视任官的不同情况按各府、州、县等所处的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贫富情况等条件,以“冲、繁、疲、难”四字划分管理的难易程度。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凡兼三兼四者为最要缺、要缺,此外则为中缺和简缺。本组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内阁吏科史书。

雍乾时期景德镇传办瓷器的计数

雍正朝七年(1729)和十一年(1733)传办瓷器的件数有代表性。乾隆朝自元年至十年(1736-1745)传办瓷器较多.又以圆器为主。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存有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763-1766)传办瓷器的档案.从中可计出瓷器的件数、烧成率和制价。传办瓷器的制价亦影响民窑瓷器的价格。传办瓷器在制瓷工艺的仿古创新中有其独特作用。

雍乾时期明通榜小议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到清代日臻成熟,士子读书应考已然成为其出仕的主要出路。而研究者多着力于科举考试中取中士子的研究,对下第举子的关注甚少。文章从下第举子入手,通过对清代明通榜定义、推行缘由进行阐述,结合明通进士在清代文坛政坛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期引起学者对下第问题的重视。

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

县级是清代国家机关的基层,其主官知县则是“亲民之官”,他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聚敛者,又是司法的初级审判者,他们在本地区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治安和稳定,按清代规定,知县是正印官,在正印宫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很大,实关系到吏治民生。故对其选用比较严格。然而,知县的选用又是流品最杂,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均有可能破任用为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谓人而为清官,是绝不可能的,但反映出君主对吏治的重视,并且结合严刑峻法以整肃之。在流品分明。

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历史地位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历来被史家津津乐道,称颂之为“康雍乾盛世”。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康熙中后期(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1683──1722年)为“盛世”的起步和奠基期;雍正和乾隆的前中期则是它的继续发展和颠峰期,乾隆后期(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以后),盛世已陷入停滞、并渐露衰微的迹象。本文力图论述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年)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点。

清雍乾时期青海藏族人口数量与分布

比较全面、基本可靠地反映青海藏族人口的文献记载始于清王朝雍正三年,即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定之后,青海藏族完全纳入清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之时。然而,当时青海藏族居地辽阔,归辖不一,族口之载,零乱错讹。鉴于今日研史修志者不便利用,故撰文考察,以明详实。 一、沿革与分布 今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藏族,在雍正三年被分别划定在四大地块内,历史文献称之为“西宁番族”,“河南番族”、“塞外贡马番族”和“郭罗克番族”。

论雍乾时期清代宫廷绘画风范在《红楼梦》中的表达

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拥有画家身份的曹雪芹应将部分经典绘画图景与绘画技法运用于《红楼梦》创作中。通过对小说文本及其时代物质文化情况进一步考察发现,小说部分内容实际显示出雍乾时期清代宫廷绘画的风范。作者有意识地借鉴了清代宫廷绘画的题材内容、绘制程序、绘制形式、绘制用具及思想情趣。作为清代内务府包衣的曹雪芹,应依托于个人身份及人际交往掌握到清代宫廷绘画情况并显露于小说之中,这种文画互动的状况表征了作者特殊的生活阅历,也丰富了小说的内蕴并拓展了小说的创作格局。

清代雍乾时期文官养廉银制度初探

清代官员的养廉银制度自雍正初年开始施行,直到清王朝被推翻,前后实行了一百八十多年。养廉银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在全国公开推行,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还是仅有的一次,对于这一重要制度,我国史学界至今尚无专文论述。在这里,本文仅就清代雍乾时期文官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情况,谈谈个人的几点意见,以作引玉之砖。谬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漫谈东西方绘画笔法对清雍乾时期粉彩瓷表现的影响

粉彩瓷作为清代瓷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瓷种,始创于康熙年间,极盛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粉彩瓷脱胎于明清五彩,设色逐渐发展为丰富工丽,接近珐琅却在气质上比前者更具平民亲和力。清朝全盛时期书画、金石、考据等多项文化艺术学科在学术上都达到了高峰,社会审美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瓷器制备的不断完善以及瓷面彩绘技术的不断改进。而难能可贵的是,清代盛期粉彩瓷画创作同时还结合了本土的"没骨画"技法,中西合璧的创作风格、题材的多样化以及朝廷官方的大力支持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雍乾时期中国彩瓷画面表现的高峰。

论雍乾时期贵州社学教育的兴衰

雍乾时期,贵州地区兴起兴办社学的高潮,通过规范社师、学生、教学内容等措施,社学发展到了鼎盛。但由于人才流失、办学机制单一、统治集团政策的转变,社学在乾隆中期衰落。社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贵州社会的发展,它的兴衰是"剿抚并重"政策的体现。

雍乾时期西南社仓占比问题再探

在清代仓储的区域实践研究中,西南地区明显是薄弱一环。李中清在边疆社会经济与生活等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魏丕信和王国斌主编的《养民:清代仓储制度研究(1650—1850)》中,李中清负责西南地区的仓储研究,这一部分成为论述清代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依据。

清雍乾时期广州贸易中的行外商人——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

在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行外商人为数量众多且高度活跃的商人群体。以雍乾时期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重新解读清政府针对行外商人从事贸易的各项规定,可知行外商人不仅经营小手工业品,还在行商担保下合法参与瓷器、茶叶等大宗货物对外贸易,其商业活动早在乾隆朝初期已相当活跃。在英美散商大量来华之前,行外商人与行商、东印度公司大班紧密联系,促使广州口岸的贸易环境相对平衡稳定,由行外商人开展的行外贸易亦成为广州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乾时期中国与暹罗的大米贸易

中暹大米贸易 ,以其独特的实用性和普及性 ,历来是中暹友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初期 ,由于各种原因 ,中暹之间大米贸易关系产生 ,并且在随后兴旺发展 ,本文就清朝前期中暹大米贸易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雍乾时期粉彩纹饰的意境追求——以“香江雅集”展品为例

粉彩出现于康熙晚期,至雍正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本文选取'香江雅集'展览中的雍乾时期粉彩瓷器为例,对其纹饰的意境追求试作探讨,认为粉彩瓷器纹饰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相适应,或寄托吉祥的寓意,表达美好的祝愿;或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或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起到道德教化作用。

雍乾时期圆明园造办处初探

学界通常所说“造办处”,一般是指代位于紫禁城中的养心殿造办处,清人又称之为“京内造办处”。造办处在宫廷外还有诸多分支机构,其中最为重要的即雍正二年(1724)于圆明园增设的“圆明园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属京内造办处管辖,机构建制、分布格局与京内遥相对应,主要匠役人员和物料银钱均来自京内,在实际造办活动中同京内造办处交往密切,互为补充,最终形成清代宫廷制作“宫苑一体”的造办格局,其本质是宏观层面紫禁城与圆明园两大政治中心对应关系在微观领域的客观产物和具体反映。

康雍乾时期宫闱纪略——《国朝宫史》

《国朝宫史》三十六卷,分“训谕”、“典礼”、“宫殿”、“官制”,“经费”、“书籍”六门。它汇编和记载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前的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事务和有关典章制度,“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赅”。在此以后纂修的会典和会典事例等书,很多皆以此为依据。它成书较早,虽然有些粗疏,但集康熙、雍正。

浅谈尹继善及尹氏家族在清雍乾时期的地位和影响

尹继善,字元长,晚年自号望山,谥文端,出身章佳氏,满族镶黄旗人。其政治生涯自雍正元年始,至乾隆三十六年去世止,是清统治时期的重要官员之一。1958年,辽宁省锦州市文物部门经群众报告对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董家村的一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根据对出土随葬品情况和当地居民口述的综合考虑,这座墓葬的墓主应为尹继善及其一妻一妾。本文在结合史料记载与尹继善墓中出土随葬品情况的前提下对尹继善本人的政治作为与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尹氏家族中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