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鸳鸯蝴蝶派小说入文诗词的叙述功能——以民初小说《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为个案

《玉梨魂》与《雪鸿泪史》是民初鸳蝴派小说的代表作品,其共同点都用了以诗词入文的叙述形式。这种叙述形式在演进中不断地发展。从明传奇的"附赘累牍"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以诗为媒",直至《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入文诗词开始承担起传达人物情绪体验的叙述功能。这种叙述形式既源于古代文学传统,又适合小说中旧礼教下才子佳人情感表达的身份需要,徐枕亚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但这种叙述形式历来为新文学家们所诟病,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评价标准。

情感·革命·国家——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及其周边

前人谈及徐枕亚《玉梨魂》及其改写之作《雪鸿泪史》,大多纠缠其浪漫多姿的"情感",而这段"爱情+革命"历史寓言所表露的感时忧国情绪却较少被人研究。其实两部作品包含诸多个人与国家、文学与历史的张力,是清末民初一代作家"身世之感情"与"家国之感情"交叉感染的强烈流露。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们传达出诸多转型、过渡的信息:它们上接晚清表现"男女"与"英雄"的新小说理想,下启现代"爱情+革命"的革命文学模式;发生在两部作品之间清洁"情感"突出"革命"的改写行为,显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向民族国家这一主流话语靠拢的驱力。而作为大苏州区的作家,徐枕亚延续了这一地区文人的个人抒情与感时忧国相结合的文学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他作品中的个人命运与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合流。前人多指认《玉梨魂》、《雪鸿泪史》为鸳蝴派代表,但二者其实有鸳蝴文学没能包含的意旨。

于别体中蕴涵新声:《雪鸿泪史》的情感表达机制探究

民初骈体小说《玉梨魂》于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次年出单行本。这部叙小学教员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最终殉情殉国的哀情小说,一时风行,可谓赚足了读者的眼泪。1914年标署为"别体小说"的《雪鸿泪史》重写这个故事,开始在《小说丛报》上连载。《雪鸿泪史》刊行后也颇受欢迎,《小说丛报》第一期很快就再版、三版(1914年5月初版,11月再版,1915年正月三版)。连载未毕,单行本已在读者的期待中登场。但《雪鸿泪史》问世以来,各种批评之声也不绝如缕。

“空间”视野的文学史研究——略论李青果《学术变迁与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方法论

一读李青果著《学术变迁与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简称李著）,最大的感受是平静——这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文人求奇,平静会让人觉得是平淡。不过,学术著作不是一般文章,它是一种知识创造,不在乎＂奇＂或＂不奇＂,关键是推动人们认知能力的发展。对一本学术著作而言,平静其实是一种自信,说明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的熟悉程度。庄子描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大概是一样的道理。

历经风雪志愈坚 一支墨笔颂河山——先父李耀祖的诗意人生

在青海这片热土上,世居着汉、藏、回、土、蒙古、撒拉等众多的民族,各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铸造了青海的文明和谐。土族作为重要的世居民族,其先民自公元3世纪,从辽东西迁到青海这片热土后,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话,在绵延17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和其他民族一起为青藏高原的稳定和边疆的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取今复古 返本开新——徐枕亚创作新论

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雪鸿泪史》置入现代中国小说史,就会发现,它们集问题小说、文人小说、诗化小说和性格小说于一身,不仅思想主旨具有启蒙价值,其艺术创新更是在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和文学抒情传统的赓续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现代中国小说艺术进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重读两部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学的递嬗变迁,从而发现古代与现代文学之间并非"断裂"关系,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

1912—1919:伤心惨目的小说世界

于右任1914年所作《与友人过天安门）诗中有句:“肠断词人认马缨。”一时间,天下皆是肠断人、伤心人。研究者已经探讨了进入民国以后小说繁荣或曰泛滥的种种原因,而有些作者因肠断伤心写小说至少是一个重要原因。徐枕亚在《小说丛报》发刊词中写道:“嗟嗟,江山献媚,狮梦重酣;笔墨劳形,蚕丝自绕。冷雨凄风之夜,鬼唱新声;落花飞架之天,人温旧泪。如意事何来八九,春梦如痕;伤心人还有二三,劫灰共泻。”胡韫玉在《与柳亚子书》（《南社》12集）中描述了自己从“哭”到“悲欢俱不自知”,到寄哭笑无端的感受于小说的心理过程:“盈天塞地,悉是可哭之事,将从何处哭起也。……我辈生当今日,除饮酒外不复有事业,除作裨官书外不复有文章。”在凭吊“过去”的时代氛围中,小说成为肠断伤心的寄托。

关于“问题小说”及其他

从研究文学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工作者总是要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力图讲清史实的始末源流。就“始”和“源”而论,人们总希望探究某次重大论争是如何酿成的,是由谁最先发难的;某流派是由谁命名的,它继承何种传统因素而萌发形成的……

赖和文学与殖民法律批判

一、消失的《曙光》1930年9月27日,每周出刊的《台湾新民报》,第332号第11版,新诗专栏《曙光》,内容全遭挖空。这并不是报纸编辑或印刷的疏失,而是当时日本殖民警察实施出版检查的结果。将近三分之一版面的空白,留下许多想象空间：究竟是怎样题材的新诗,作者又是谁,可以触动殖民警察的敏感神经,以致非得查禁不可？

杂音

人们在议论一九八○年度的电影,而且往往与一九七九年度相比。说大好的,说较好的,说不大好的,说个别影片好过去年,而总形势不及去年的,都有。言人人殊,是好事。不同的意见可以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年与年比,对于物质生产是必要的、合理的。政策对头,工作跟上,即可每年递增,甚至大幅度的增加。对于精神生产,年年相比,从而探究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除旧迎新,也是好事。但是这种比较不尽合理。工人一年年积累经验,发挥才智,可以一年年创造新纪录。文艺创作者即使经验再多,条件再好,也难于保证每年都有新的突破。就创作者个人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