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件化”与中国艺术——读雷德侯《万物》引起的反思

雷德侯《万物》一书中阐释了“模件化”与中国艺术之间的关系，笔者对其表达得思想做了肯定同时也进行了思考。并通过探讨汉字、青铜器、兵马俑、书法以及绘画的“模件化”表达自己对中国艺术的创造力以及创新能力的理解。

浅议雷德侯摹本研究对中国艺术研究的影响

德国东亚艺术史学家雷德侯跨越了西方学者对于摹本的排斥性,力图通过研究还原和探索摹本对于中国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文章探讨了中西艺术摹本的差异性根源,以及雷德侯对中国摹本现象的研究和关于摹本产生的相关问题思考,进而阐释他对于中国艺术研究的影响。

论雷德侯中国书法理论的向度及影响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以西方学者的文化经验,对包含书法艺术在内的中国艺术提出"模件化"的解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雷德侯社会学视角的书法观对中国书法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对话和补充。从理论向度来说,对中国书法本体化研究及"循其本"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反思;就实践向度而言,对中国书法的西方认同颇有助益。

雷德侯《万物》中的模件体系与中国古典艺术的创新机制

雷德侯在《万物》中认为“模件体系”在古代中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生产方式。他将西方工业化以来的标准化生产设置为中国古代模件体系的对话对象,其用意在于引出有关批量化生产、个性化乃至艺术创造性的讨论。“再模件化”是中国传统艺术实现创造性的重要方法,正是在此意义上,其所依托的“模件体系”具有了创新机制的意义,而使得“模件体系”成为一种“创新机制”的原因在于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这引出了对中西两种文化中对于艺术自由、创造性的不同理解的讨论;同时这也体现了雷德侯的另一问题意识,即通过中国古代模件体系来回应西方世界中的艺术发展问题,并展开反思。在此意义上,中国模件体系是《万物》反思西方问题的路径和参照。

模件化与整体特质——两种当代欧洲中国书法史研究的考察

对欧洲学者而言,由于文字源流和字形字义的多样性,研究中国书法比青铜器、瓷器、绘画都更为困难。但因为有着较为悠久的汉学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史研究经验,在欧洲,又不乏专注的书法研究者在此领域耕耘和努力,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和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代表了欧洲研究中国书法的两代人。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前者的研究基于一个大的艺术史框架,关注书法的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而后者基于汉学传统,关注文献和书法本体论,更似以中国之眼理解书法中的奥妙。他们分别有着各自对中国书法的认识,透彻理解他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对中国本土书法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代攒盘造型设计中的模件化与组合化研究

该文以清代攒盘的造型设计为研究对象,依据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中提出的"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理论,从单模件的形式表现、多模件的组合规律、整体造型的视觉呈现三方面论述清代攒盘在造型设计中对于模件化思想的应用,分析其内在的系统性与规律性,从而探讨其背后的艺术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