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布与产品技术创新——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与实证检验

需求引致创新强调居民收入差距通过需求结构对产品创新发挥作用。本文构建最终消费品创新一般均衡模型,不仅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机制,而且从收入增长率和收入不确定性拓展了需求引致创新理论。理论模型表明:第一,需求引致创新源自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相对权衡,收入差距与产品创新存在倒U形关系;第二,较高的收入增长率由市场规模的预期增加对产品创新发挥正向激励;第三,收入不确定性因增加了预防性储蓄而对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基于制造业21个大类行业2008—2020年的实证分析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相应结论。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基于“需求引致创新”理论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1—2016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在测度本土市场规模和创新效率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制造业行业“需求引致创新”功能的发挥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本土市场规模扩大显著提升制造业行业创新效率,并且在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及私营企业中的正向效应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创新效率的正向牵引作用得益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进一步分析发现,内生于本土市场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双循环下制造业行业“需求引致创新”功能实现的主要创新范式。

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强化效应——科技强国建设的优势途径

把握撬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杠杆,需要找准并充分发挥推动自主创新的“国家特定优势”。国内需求优势和产业数字化的领先发展是当前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特殊优势。本文回归创新源泉,提出产业数字化通过助推“需求引致创新”从而赋能科技强国建设的新命题,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各国各制造业的本土需求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并与WIPO国际专利分类(IPC)数据匹配,利用“国家-行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即便在开放条件下,本土需求仍然是引致创新的重要源泉,产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供需匹配程度和提高研发效率等途径显著强化了“需求引致创新”效应,但这一强化效应受到基础科技能力和市场成长性的制约。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会抑制“需求引致创新”效应,而产业数字化可以缓解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对“需求引致创新”的制约效应。本文的研究从创新源泉视角拓展了产业数字化赋能创新的新途径,对发挥国内需求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收入分布、需求引致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帕累托收入分布、等级偏好以及与创新产品效用不可分的同质产品引入创新驱动增长模型,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经由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其中帕累托收入分布的形状参数直接决定了创新产品的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数值模拟发现:鉴于较大的收入差距,市场规模效应对需求引致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更加均等的收入分布有助于经济体跨入更高的增长轨道;对于既定的收入分布,调整居民消费结构将经由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产生影响;基尼系数与社会效用呈非线性递减关系,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本文为扩大内需、实现消费和产业“双升级”以及构建“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价值。

从供给到需求:价值链地位重塑的动力转型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市场重心转移和逆全球化等全球性因素影响下,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重塑。为了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重塑的动力来源,提出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新视角,总结了传统供给侧的七大途径,包括出口学习、FDI技术溢出、要素升级、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产业集群、构建“以我为主”价值链和提升本土创新能力,探究了需求侧三个新动力来源:需求引致创新效应、本土市场效应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动态互动。创新模式和创新路径的改变为价值链地位重塑的动力转型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点启示:一是需求市场能带来技术创新的信号;二是新市场引发需求引致创新的循环作用。

后发大国如何创新:本土需求的作用及实现

立足当前科技发展新趋势和世界市场转移的重大现实背景,构建需求侧大国创新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诠释发挥本土需求引致创新作用缘何成为后发大国创新的优势途径,并明晰实现这一优势途径的政策体系。分析认为,后发大国创新的比较优势不在于科学技术推动的传统创新范式,而在于需求引致创新。这根植于大国本土需求具有引致创新的内在优势,顺应了全球创新格局日益由世界市场格局决定的科技发展新趋势。发挥本土需求对创新的作用,不仅应通过“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举措强化本土需求优势,而且应通过“需求引致创新”的条件建设,使本土企业“有动力、有压力、有能力”依托国内需求实现创新。

超大规模市场、数字技术与新质生产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它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核心动力,涵盖技术创新、要素系统更新、组织革新和产业焕新四个维度。当前,数字技术作为最具颠覆性的通用技术,推动科学技术研究范式产生质的飞跃,重塑生产要素体系,引发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企业组织变革,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带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催生当代新质生产力的起点。超大规模市场是数字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孕育的关键载体,其需求侧丰富应用场景、放大创新收益、“需求引致创新”等系统性创新优势,与供给侧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产业体系完备等特征综合形成的创新潜能相叠加,形成独属于超大规模数字经济体的“飞轮效应”,加速数字技术迭代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收入差异、需求因素与产业升级“困境”的摆脱

我国城乡、城市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深刻影响到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偏好．诱发“价廉物美”、“价廉质低”型社会需求特征的形成，由此限制了消费者需求因素对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引致功能的发挥，影响了高创新产业的兴起、继起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低端化”锁定和升级困境的重要内因。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困境的政策思路，应着眼于解决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需求动力断层与缺失对创新的引致功能的缺位。

中国培育消费品出口竞争新优势路径选择

中国提出的竞争新优势以培育创新、质量、品牌和服务为特征,四个部分紧密相关,需求引致创新是此新优势的粘合剂。需求驱动型创新受一国国内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和收入结构的影响形成潜在的不同市场,促进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市场规模效应为创新提供原动力,如能培育创新导向和竞争有序等利好的外部环境,使创新得以实现。双循环下,中国应培育有利于需求创新的高级要素,以需求引致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最终通过本地需求引致创新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

收入分布、环境政策与清洁技术转型

清洁技术偏向理论认为技术变迁对遏制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清洁投入价格和要素市场规模是激励清洁技术转型的关键因素,然而对需求侧的拉动作用未能给予充分重视。为弥补上述理论局限,本文构建了具有消费品质量创新的清洁技术偏向模型揭示:由于不同收入的居民对消费品价格变动和自身收入调整存在差异性反应,清洁型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相对市场规模驱动了清洁技术创新,进而需求侧对清洁技术转型和碳减排发挥直接的拉动作用;收入不平等调节着(污染型和清洁型)两类消费品的市场规模,对清洁技术的创新激励产生直接影响,决定了清洁技术偏向和碳排放拐点的出现;环境政策的必要性在于扭转污染技术的初始领先地位,在相对价格和相对市场规模上为清洁型消费品创造优势以加快清洁技术创新,从而收入分布会影响环境政策的规制效果;引入非对称的技术进步方式,即污染技术和清洁技术分别源自“干中学”和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模型不仅刻画了技术的路径依赖特征,而且合理揭示了碳排放呈现的“倒U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