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解体与重构:霍布斯“绝对主权”思想评析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思想至今仍被“误读”为是为专制主义张目。但只要深入到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他的逻辑体系中就会发现 ,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 ,霍布斯的理论跨出了现代人类政治生活决定性的一步 ,是新秩序伟大的建构者。他所建构的新秩序理论根基———绝对主权 ,虽然未能满足现代人的所有需要 ,但仍未被超越。

以恐惧对恐惧——霍布斯“利维坦”的诞生

从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分野的角度看,霍布斯的国家概念是全新的。这一"全新"表现在霍布斯以"恐惧"这一"现代"激情为基点建立他的"利维坦":在自然状态下,身心平等的个人之间相互恐惧;由这一恐惧而推演出的最初两条自然律;进而订立契约及遵守契约的动机也必须依赖恐惧;国家的稳定也必须依赖个体对主权者的恐惧;以及两者之间战争的延续,也即恐惧的继续。

论荀子“礼”与霍布斯“约”思想之异同

荀子与霍布斯系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思想家。荀子强调"礼",霍布斯强调"约",把他们的观点放在一起作一比较,虽有区别,但很多地方是互通的。人性恶是他们学说立论的共同基础;礼有强制与自主的一面,同样约亦有类似的性质,因此礼约之治事理不二;而礼约并举是法制文化社会之趋向。

“链锁”与“自由”: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辩解

"国家"是政治学说研究不可回避的论域,霍布斯曾因为《利维坦》建立了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和主权者至上的国家而引发人们对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权威、民主与专制的关注与论争。从霍布斯"利维坦"的人性恶与苦难自然状态的逻辑预设出发,一方面在对"个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利维坦"国家权力的至高性与广泛性,也即霍布斯绝对国家权力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以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为基础,对人们在"利维坦"中的自由与国家法律对主权者权力的设限,也即霍布斯相对国家权力进行探讨,以期对饱受诟病的"利维坦"作浅显的辩解。

霍布斯“决定论”中的“神义”何以可能?——以反驳布拉姆霍尔的“自由意志神义论”为线索

霍布斯的决定论认为,一切事件与行动都受到必然的因果性决定,其中神作为第一因与第一施动者。这一理论遭到同时代布拉姆霍尔主教的批判,他以“神的正义”难题提出挑战,认为霍布斯的决定论危及到“神的正义”。在他看来,只有诉诸经院神学的“自由意志神义论”才能证成“神的正义”。本文旨在论证,首先,霍布斯的决定论保留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相容性,在罪行问题上无需预设“自由意志”就可以免除神的罪责;其次,他批判了肯定意义上的“神义论”证成,只提供一种关于“神的正义”的可能辩护。

霍布斯对国家存在必要性的两个论证

霍布斯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对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作了两个论证:第一,一旦国家不复存在,社会将成为“自然状态”,人天性中的竞争、猜疑和荣誉必然会导致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使人们的生活陷于悲惨的境地;第二,“自然法”是使人们摆脱战争状态的“理性的指令”,但对“自然法”的遵从需要某种“使人们畏服并以刑法之威约束”的权威,因而需要建立国家。他的这两个论证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入地研究。

从审慎到科学——霍布斯与国家理性的现代转型

霍布斯是现代早期国家理性思潮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定位的差异背后是关于国家理性的不同理解。人文主义的解释不足以涵盖霍布斯的理论视野,审慎和科学的知识分类才是分析其国家理性观念全貌的重要框架。霍布斯虽然偏好“科学”,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审慎”,二者只不过处于主权权力与统治技艺的不同层面。霍布斯依然继承了审慎式国家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技艺话语。霍布斯国家理性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出发完成科学式国家理性的公共建构,推动国家理性从统治秘术向政治规范的现代转型。

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作为近代欧洲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将人类的一切思想来源归之于感觉,即物体运动。一些学者据此将感知理论视为霍布斯的认识论基础,将上帝排除在其认识论之外。然而,这些学者忽视了霍布斯提出有形上帝的概念为运动的根本原因提供解释,从而为感知理论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分析霍布斯对笛卡尔认识论的反驳,明晰其理论中的有形上帝概念,揭示有形上帝与运动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到霍布斯的认识论在逻辑上需要有形上帝的概念。

友善还是敌对?--重新审视霍布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思考

对于自然状态是否可以代表霍布斯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当代学者们莫衷一是。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学派认为,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仍是以战争为基调的自然状态。另有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主权国家有着更高的防卫能力与和平相处的意愿,这使得国际无政府状态更趋于和平而非战争。但后者的观点忽视了非军事手段对主权国家的威胁;在非军事手段的相互威胁下,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本质上仍然是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

如何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的分歧与争论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释。施特劳斯从政治哲学视域出发,批评麦克弗森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解为一种逻辑假设;二是用占有性市场社会解释霍布斯从人性到自然状态的路径。施特劳斯表明,为了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无须求助于霍布斯意指何种社会类型,而需求助于霍布斯对基督教的反叛。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在霍布斯自然状态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是面对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危机,政治哲学视域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分歧与争论。

想象与国家:论霍布斯的国家观

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霍布斯政治哲学中不受制约的主权者和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然而,这些讨论大多忽略了想象在霍布斯国家观中的关键地位。通过对想象在人与世界关系、人与人关系中的阐发和利用,霍布斯揭示了国家作为人造人格的想象性和合作性。面对共和主义者的诘难,霍布斯以想象的思维运动取代了共和主义式的积极行动,最终指向君主和臣民围绕想象进行的合作。霍布斯的国家人格思想内涵丰富,揭示了政治观念与政治事实的复杂关联。

论霍布斯的建国契约

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代表理论家之一。围绕他的建国契约,产生了当代契约论和语境派两种不同旨趣的解读。霍布斯的建国契约是将政治联合与服从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早期著作隐藏着联合之前达成一致的可能,以民主起源论和人民主权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霍布斯利用《利维坦》中的授权版本的契约理论消除了“人民”概念。通过承诺服从争议和对诺曼征服的解释,霍布斯的契约论还能容纳以武力获取的国家。

霍布斯《利维坦》的方法论特色探析

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详细论述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思想。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缔结契约所形成的,国家的功能就是保障每个人能和平、稳定地获得发展。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论述其思想,如类比法、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

从霍布斯到马克思: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

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反思和超越自身的发展过程。以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讨论了市民社会的自然状态和国家形式,加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在“发现国家”的同时划定市民社会的形成范围;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植根经验,构建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社会本体论,在“发现社会”的过程中确定市民社会的运行规范;黑格尔则在深刻揭示和反思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伦理体系。最终,马克思超越传统市民社会思想,从理论上得出市民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并确定了无产阶级这一现实实践主体。

“霍布斯文化”并非文化——试论身份不认同与“霍布斯文化”

文化与身份是主流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研究对象,关于文化的性质、作用、形成等以及身份认同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身份不认同、文化形成的条件以及文化形成与身份认同状态的联系这几方面缺乏较为足够的关注。首先,本文对身份理论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并提出身份不认同的概念;其次重新考察文化的性质及文化的形成条件,并指出文化的性质是集体知识而不是共有知识,集体知识的形成的必要条件在于身份认同,在身份不认同的状态下集体知识无法形成;再次,本文重新考察战争的性质,并指出战争的性质在于强加自己的意志,而非宣泄敌意;战争是一种身份不认同的状态;最后,本文认为温特所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是一个存在逻辑矛盾的概念,并重新考察“霍布斯文化”的形成、扩散及延续的逻辑,进而指出“霍布斯文化”是一种恐惧,而非文化。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超越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论述构成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开端,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主权得以建立的前提,这是契约论的基本逻辑。阿甘本在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基础上,从福柯、施米特等哲人的理论汲取养分,通过对现代政治中主权权力运作的批判,揭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行使方式——通过宣布例外状态来暂时超越法律框架,这种状态下,个体会失去法律保护,变成“赤裸生命”,面临被主权者和其他公民任意处置的风险。主权是例外状态得以生成的前提,例外状态反过来又能定义主权并巩固主权者的权力,从主权与例外状态的这一拓扑关系中,阿甘本实现了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超越。Hobbes’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s. He believes that the state of nature is the premi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ereignty, which is the basic logic of contract theory. Building on Hobbes’ state of nature, Agamben draws nutrients from the theories of philosophers such as Foucault and Schmitt. Through his critique of the operation of sovereign power in modern politics, he reveals a new mode of power exercise—temporarily transcending the legal framework by declaring a state of exception. In such a state, individuals lose legal protection, become “bare life”, and face the risk of being arbitrarily disposed of by the sovereign and other citizens. Sovereignty is the premise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state of exception, which in turn can define sovereignty and consolidate the power of the sovereign. From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Agamben achieves a transcendence of Hobbes’ state of nature.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衰启示——读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在世界经济史中,大概没有比“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更加重要的问题了。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围绕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专著汗牛充栋。英国近代史大师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其中的经典。该书眼光尖锐而冷峻、文辞洗练而典雅(《卫报》评语),客观再现了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用心经营的帝国体系全貌,一些观点已经成为当代工业革命研究的公论。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英国25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为我们全面理解工业革命史提供了独到的见解,也给后发国家推动工业化带来诸多启示。

博丹与霍布斯的主权国家方法论:普遍历史与抽象建构

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霍布斯在分享了博丹主权国家理论中某些关键思想的同时,如何又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学说。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但博丹的国家始终是具体的历史国家,而霍布斯的国家则具有非历史性与抽象性质。为解释二人学说间的根本差别,本文首先考察了历史在博丹与霍布斯建构政治科学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然后分析了二人理论中作为国家质料的人的性质,最后展示了这两种国家理论模式如何影响现代西方世界对于政治的理解:博丹奠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可能基础,而霍布斯则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历史与时空、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理论。

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霍布斯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自然状态理论是霍布斯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一方面,自然状态上承霍布斯的自然哲学下启政治理论,是其庞大哲学架构的中坚一环。另一方面,对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解释还存在诸多的误解与争议。自然状态发自霍布斯对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观察,进而悬置共同权力后所进行的哲学推演。自然状态下的人并非“原始人”而是沉浸于物质享受的社会人。自然状态的基本特征在于自由与战争。而战争的原因表面上是共同权力的缺失,实然归咎于秩序掩盖下的骄纵人性。

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骄傲

骄傲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关注中具有显著地位。霍布斯对骄傲的理解受到了他推崇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影响。在霍布斯那里,存在不同形式的骄傲:一是作为个人欲望的骄傲,即人渴望胜过他人这种权势欲;二是作为自我评价的骄傲,其中又包括正确的自荣和错误的虚荣。骄傲必须得到他人承认,人们无法通过市场和战争实现这一点,唯有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彼此承认平等并承诺相互尊重,结果是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给他的别称之一是骄傲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