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霸政:合法性、合目的性和书写策略

郑庄公利用王朝卿士的身份,私自"以王命讨不庭",其滥用卿权会盟征伐是春秋霸政的起点。其后的霸主因无法获得卿位,只能通过周王临时授予会盟征伐之权,求得霸政的合法性。史官出于维护礼制的需要,夸大了霸主尊王攘夷、尊礼守信的意义,有意无意忽视了霸主争权夺利的本质。史官为从霸政中寻求历史意义,将"礼"的主体由周王改变为霸主,并相应地改变"礼"的内涵,形成如下书写策略:强调霸主的动机和人格,将霸主的行为放在政治伦理层面进行评价,以规避传统礼制;构建明君贤臣的政治模式,强调选贤任能、基于共同政治理念、相互信任的君臣关系;创新礼仪规范,将救患、分灾、讨罪当作诸侯的责任,并赋予争霸战争以"义"的性质;以言辞和评论确认霸政合礼。为此,史官多方虚饰,使得春秋霸政亦真亦假、充满了戏剧性。

论东汉末年的霸政观念与刑名之治的关系

从分析东汉末年人们所持的"霸世"、"霸功"或"霸业"观念出发,当时人对自己所处的动乱的政治环境有很明确的认知,因此对自己所持的政治理想有很清楚的定位,即明确以"霸政"作为自己政治上努力追求的目标。"霸政"政治理想的定位使得人们放弃了对"王政"政治理想的追求,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放松对手段的要求而更多地强调实际效果。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东汉末年曹操、诸葛亮等人的刑名法术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这是汉末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上的背景。

民国学者谈中国精神与春秋霸政——兼论有二霸无五霸

剖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化基因,在于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自立自强的坚强力量,是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民族精神。为庆祝抗战胜利,由王毓瑚遵循潘公展提出的编纂旨趣而执笔撰写的《管仲》一书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春秋霸政的解读,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地诠解,并由此得出霸政的本质在于“假借周王的名号来团结诸夏各国,凭借各国联合的力量去对抗夷狄的侵略”的结论。这一结论既详尽演绎了中国精神,又纠正了众说纷纭的五霸说,即暗中提出只有二霸而无五霸的观点。这对于我们区别霸政与霸权,对于我们消除古今学者对五霸的争执有很大帮助。

春秋霸政邦交影响下的卫国政治婚姻解读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和政治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展开激烈角逐,使得邦交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通过缔结政治婚姻与其他诸侯国结成“婚姻关系”“甥舅关系”无疑成为增强实力的重要手段。政治婚姻一方面成为巩固邦交关系、加强政治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对嫡长子继承制和妻妾等级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政治婚姻亦为贵族女性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条件。文王之幼子康叔所建立的卫国作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其政治婚姻在各诸侯国中有重要的代表性。

春秋霸政时代中的晋国南阳地略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军事家们已十分重视军事行动与地形、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河内地区,位列古"三河"之一,是中国古代经济发达的重要区域,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处于中心交通位置,统治者必然十分看重河内地区所拥有的锁匙、通道、基地三重战略价值。文章结合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部分研究成果复原河内地区的一些状况,并探讨诸因素对于军事活动的影响。

齐桓公霸政形成新论——以齐桓公权威身份的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齐桓公首建霸政,于兼并混战与戎狄之祸中成功挽救了王室与诸夏。“尊王攘夷”由是成为解释春秋霸政形成的主流观点,而其内涵则是霸者合法性权威身份的建构问题。事实上,齐国在最初的“创霸”时段内有着精妙的地缘战略布局,王廷中枢意图在“服鲁”之后重构成周王室在东部地区的权威体系。东方霸政集团由此结成。齐国在随后展开的“攘夷”时段内,北伐山戎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戎狄对诸夏的威胁,更重要的是给霸政的展开寻找合法性,背后隐伏着姜齐霸者承接周姬王者政治文化身份的深层意图。齐桓公权威身份的合法性来源是中原各氏族的文化融合以及它对周姬王族权威的侵蚀。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春秋霸政具有重要意义。

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展讨论

中心—边缘格局是一种地理、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异质结构。在中心—边缘格局下,边缘国家构建体系霸权存在显著的合法性困境,即"边缘困境"。即便边缘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实现赶超,其与中心地带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短期内也很难消除,使得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继续受到歧视、排斥甚至打压。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格局,楚、吴、越处于体系的边缘。但春秋霸政却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在"尊王攘夷"的纲领下,中原地区不断强化与边缘国家的分野;另一方面,楚、吴、越成功突破"尊王攘夷"的桎梏,实现从制衡对象到联盟领导的转变。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单元层次,特别是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和对外战略。边缘国家作为崛起国的类型之一,无疑适用于道义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不过,道义现实主义没有关注国家属性问题,低估了边缘国家崛起的合法性困境。边缘国家必须采取持续的规范学习,在长时段内取得较霸权国更高的道义水平,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边缘困境的负面影响。此外,边缘国家还应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规范学习与结盟选择的战略组合,改善本国中长期的发展环境。

从食膰到赐胙:周代赐胙礼的演进及其历史背景

赐胙礼作为一种天子赠与诸侯祭肉的仪式,源于天子与诸侯分享祭肉的礼仪。天亡簋铭文显示,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了诸侯参与助祭和分食祭肉的仪式,这种仪式为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礼制——食膰礼。赐胙礼则是在王权走向衰弱而诸侯走向崛起的特殊政治环境中,由食膰礼发展而来的一种变体。赐胙礼表现为周天子将祭肉赐予强大的诸侯,在表彰诸侯功业的同时,换取诸侯的政治支持。赐胙礼对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维系作用,同时象征了政治天命由天子向诸侯的让渡。随着周王朝政治体系的崩溃,赐胙礼也走向消亡。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礼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西周初年草创周代礼制,礼制到西周中期逐渐系统化,在此过程中,礼观念一直没有形成。礼观念形成是在春秋霸政时代,形成原因主要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结构变化,诸侯国之间由宗法关系转向诸夏共同体关系,这一变化导致古代宗教信仰崩溃,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兴起。

孟子“王道”视阈下的管子

管仲作为一名历史人物,通过"霸政"实现了社会改革,功不可没。但由于其人生前后的反差,不能不引起历史的争议。孔子从对中华民族发展贡献的视阈出发,充分肯定了管仲,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孟子是"王道"、"仁政"的推行者。因此,在其"王道"视阈下的管仲,评价不仅与孔子不同,并且又是相矛盾的。孟子追随孔子,共创儒家,但是具体到对"霸政"的管子评价,则又完全不同。孰是孰非是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崔寔《政论》与“韩学”研究

传统目录学将东汉末年崔寔的《政论》列为"法家类",故其在"韩学源流"的脉络中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崔寔立足于法家的"变异"历史哲学,详细论证了"霸政"的正当性,明确主张"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严刑峻法"。"厚赏深罚"的政治理念包涵着"王权焦虑"及其解决途径、整顿吏治、移风易俗、恢复肉刑及反对大赦等具体政治措施。崔寔受韩非子思想影响,提倡"久任制",反对"酷吏"政治。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主张"重赏深罚"的法家政治理念。崔寔并未在理论上批驳儒家政治思想,只是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认定儒家式的宽政无用,反对顽士、俗士的守旧做法。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他并非学理意义上的法家,而只是政治策略意义上的法家。

晋国霸权与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稳定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能够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对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研究发现,地区性霸权的确对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起到稳定作用。在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时,首次出现先后由诸夏国家中的霸权国齐、晋领导的霸政体系。历史事实证明,晋国作为霸权国长期领导这一体系,维系了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的相对稳定。晋国的准单极实力是晋国霸政时期春秋国家间体系稳定的根本原因,晋国的地缘位置对维系体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诸夏联盟制度能够增加霸权国行使霸权、维护体系规则的合法性,并减少霸权国领导成本,对维系体系稳定发挥着辅助作用。随着晋国因内部分裂而瓦解,春秋时代相对稳定的晋国霸政体系走向解体,大国兼并战争频发,鲸吞蚕食取代霸权稳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国历史进入相对动荡的战国时代。

和谐世界呼唤“仁政”

小布什政府凭借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大行"霸道",在世界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也难以应付全球问题,更不可能实现世界和谐。中国春秋时代的齐国曾在诸侯国中推行"仁政",成功地构建出一个相对和谐的"国际社会"。古今中外历史证明,"霸政"逆潮流而动必将失败,"仁政"是大势所趋。

隐逸文化与吴越历史的建构——先秦两汉时期太伯、范蠡形象的演变

春秋霸政体制建立后,士人面临着出仕或者归隐的选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隐士群体逐渐形成。纵观吴越历史的发展,与两位隐士——太伯和范蠡密切相关。吴国为了争得霸主地位,取得中原各国的拥戴,自称其祖先为周的王子太伯,从中可以看出吴国历史发展的华夏化。故此,太伯在后代史书中以儒家隐士的身份出现。越王勾践在范蠡等人辅佐下,兴兵灭吴,但由于吴地不稳,未能北进,与中原各国交往较少,保留了很多吴越本土文化特色。故而,范蠡是以道家隐士的形象见于史籍。

试论叔向“礼”的思想

叔向“礼”的思想,包含邦国和个人两个层面,分别强调对晋国盟主地位的尊重和以邦国的利益为重。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维护晋国的利益,由此来看,叔向“礼”的思想,是根据当时晋国图霸的需要进行调整的结果。

从《论语》中孔门之间的对话分析孔子的从政理想与心态及命运

通过孔子与弟子对话这一角度,采用了对比"仁政"和"霸政"两种政治手段的方法,分析了孔子的从政理想和心态以及命运。指出其从政理想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试图建设一个"仁"政的国家。分"从政"和"为政"两步来走,以"仁"为经,以"礼"为纬,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心态下来进行政治活动。但是"仁政"理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难以付诸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

先秦儒学历史地位演变轨迹探析

儒家学说从初创至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的指导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学并称"显学"的儒学,并非名副相实。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先秦儒学倡导的德治、仁政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霸政要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纷争局面使儒学无法独尊。

《吕氏春秋》和商鞅法家思想关系研究

随着战国末期社会封建化和天下统一的发展,商鞅严刑峻法的统治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秦国发展的需要,秦国的主要矛盾也由最初的保存国家,发展到征伐天下,最后统一天下。但是由于维持统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体系的逐渐固化,阻碍了秦国的继续发展和改革。吕不韦对秦国的这一状况感到深深的忧虑,开始从根源处寻找解决的办法。《吕氏春秋》对秦国的法制思想进行了批判与吸收,对法家的天下至公思想、法治思想、时移世易的改革思想、法无权贵思想进行了吸收与借鉴,对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刑杀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秦国霸政思想的王政思想。

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