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基欧汉国际机制功能理论的论证逻辑与进步性分析

基欧汉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对国际机制方面的研究,他在这一方面的理论成果就是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他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假设的前提下,指出了现实主义从理性选择到背叛的单一逻辑缺陷,论证了理性选择导致合作的逻辑。因为国际机制的功能,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以拉卡托斯的标准来分析,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超越了霸权合作论的经验内容,解释了霸权合作现象,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证实,因而是一种理论的进步。

霸权合作 制度合作 共识合作——国际合作理论的不同视角透视

在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形下,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限度,是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争论的焦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分别提出了霸权合作、制度合作、共识合作理论。通过对各个流派的国际合作理论分析比较,说明了各个流派的观点具有互补性,应灵活加以综合应用。

霸权合作还是霸权冲突? 一种关系螺旋理论的解释

崛起国和霸权国在什么条件下走向合作,在什么条件下走向冲突?本文提出关系螺旋理论,认为螺旋发展方向决定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互动方向。行为威胁度是关系螺旋发展的自变量,决定螺旋发展方向;权力差距是关系螺旋发展的干预变量,影响螺旋形成的速度和规模。历史上,不同的崛起国和霸权国关系以不同的起点,经历螺旋互动,走向两种结局之一。本文通过对雅典-斯达巴案例的过程追踪和对美-英、日-英关系螺旋的比较分析,以检验以上两个假说的可靠性。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关系并非处于热战或冷战的“冲突宿命”,双方的地位承认、秩序维护乃至于权力和平转移仍有实现可能。

霸权后合作何以可能——基于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机制理论的考量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范式之一,是在批判、修正和超越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建构的。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霸权后时代,即使存在现实主义的三种基本假设、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各国共同利益等客观条件,霸权后合作还是不会自动实现的,因为这些因素只是给霸权后合作带来一种可能性。为此,基欧汉提出了实现霸权后合作的一种新路径方案:创设国际机制。鉴于此机制的特殊地位,既要看到它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上的创新,也要认识到它在研究机制上的静态性、理论的非强制性和依附性等方面的不合理因素。

国际机制：建立霸权后合作的桥梁——论“制度合作论”的理论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世界石油危机、美国霸权的衰落的背景下，罗伯特·基欧汉于他的代表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提出了一个中心命题：霸权后的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他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国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了利益交融的局面，而这些共同利益需要通过合作来实现。而在论证霸权后的合作如何可能时，他引入了国际机制这个关键概念。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理论”的不同解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各自的理论假设出发,演绎推论出了不同的国际合作理论: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化论。文章简要总结了在这些国际合作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学者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及其特点。然后,作者评价了这些国际合作理论。结论部分吁请中国学者关注国际合作理论研究。

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研究述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转变,国际合作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发展势头强劲。西方学术界纷纷从不同理论视角阐释国际合作的动因、模式与过程,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霸权合作论、国际机制合作论与共有观念合作论。本文试图对这些国际合作理论进行综述,并试图在比较中给出客观的评价。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介

定义和演变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七十年代以后发展较快、影响渐增的一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本曾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简而言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者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交互作用。基本原则是:第一,权力分配影响财富分配,生产力及财富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权力关系;第二,权力、财富本身经常处于变化状态,两者关系变化趋于剧烈化。”换句话来说。

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

新现实主义常常由于注重无政府逻辑和相对收益而被认为与合作相对立,这是对新现实主义的误解。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最大的超越就是开始关注低级政治和国际合作问题。新现实主义三位杰出代表———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和约翰.米尔斯海默都有自己的国际合作思想,笔者通过分析,把他们的合作思想分别概括为“大国合作论”、“霸权合作论”和“均势合作论”,并讨论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中的共性和分歧。以此为基础,笔者提出,中国应该汲取西方新现实主义合作理论的精华,构建自己的国际合作理论,即多极合作论。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

自由贸易制度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历史上,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经历了从美国霸权供给到美国—欧盟合作供给的转换。当前,世贸组织改革停滞不前,各国方案在议题层面分歧显著,说明世贸组织代表的美国—欧盟合作供给模式已难以为继,需要中国这一新兴力量的参与。鉴于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中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双重框架并存的事实,中国既应通过与欧盟等重要力量合作领导世贸组织改革,也应广泛参与地区层次的贸易协定,以此促进自由贸易制度这一公共产品在世界范围的有效供给。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话语权的提升,而且也有利于世界贸易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