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合作:霸权转移视野下的现代英美关系考察(1914-1947)

20世纪前半期英美两国总体保持了合作关系,但在霸权争持矛盾的作用下,两国在世界秩序塑造、海上权势分配、战时战略规划、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归属以及经贸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激烈冲突。然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际体系的变迁、战争的冲击以及美国渐进并相对克制的崛起方式等因素迫使英国且战且退,于二战后不久完成了向美国转移世界霸权的进程。

“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的核心是重大利益冲突。英国在19世纪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到二战后让位于美国;美国则经历了劣势、均势、优势三种战略态势。两国经过打压与抗衡、崛起与妥协、合作又遏制的三个阶段,构成了罕见的渐进式霸权转移,展示了"迫不得已的和平转移"方式。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外交的成本—效益核算。两国矛盾不少而不失控,实力对比是渐变而非剧变,利益关系相对平衡而不绝对失衡,美国野心勃勃却"取之有道",英国虽不甘心但终究务实面对,"让之有利"。一取一让之间,霸权转移完成。这种渐进式霸权转移不可复制,其博弈之道有可研究启发之处。

21世纪:是霸权转移还是霸权终结

大国兴衰及其霸权更替或转移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的中心课题。美国将在"去单极霸权",进而"去霸权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普通世界大国,欧洲将继续内部的"非霸权化"与对外被迫率先开始的"去霸权化",最关键的是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化"大国群体的和平崛起,而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21世纪将既没有长盛不衰的美国和西方霸权,也不会出现新的霸权挑战、更替与转移,将是一个霸权终结的世纪。

争论与发展:西方学界英美霸权转移理论评议

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对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霸权转移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解释经历了颠覆性的演变,与以保罗·肯尼迪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解释以及基于其所总结的大国兴衰长期性理论形成了巨大反差,新理论普遍认为,英美霸权转移的大部分过程是在1938—1942的几年之内快速完成的,即短期性理论。与这一演变相关联,西方学界对英国在二战爆发前所具有的国力与国际地位的理解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新理论认为,英国在二战前仍然是全球唯一的世界霸主,而美国发力追赶并超越英国的过程至少到二战之前并未发生。总体而言,新理论揭露了旧理论存在的诸多缺陷,是西方学界在国际关系史领域的一次重要的理论论争。然而新理论自身也同样存在着论述不全面、不严谨等问题。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霸权转移应当同时具备长期性和短期性的属性,片面的理解和看待这一历史过程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霸权转移中的大国心态调整——以二战后英美在中东的权力交接为例

经济实力决定着霸权演变的发展趋势,但在特定背景下,官方心态对霸权转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战之后,通过遏制前苏联确保自身的大国地位是英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英国为此在中东维持排他性的霸主地位,信心满满是英国大国心态的典型特征。在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下,在美国的战略挤压下,英国通过向外界展示其主导地位证明自己在中东的霸权,信心不足的焦虑性成为英国大国心态的新特征。在英国与民族主义者决裂时,英国试图绕过美国,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宣示英国的霸权,非生既死的冒险性成为英国大国心态的新表现。在冒险失败后,英国承认了美国的冷战大局,中东霸主的权力交接基本完成。英国在中东的大国心态调整表明,霸权转移也是一种心态调整的主观过程。

大变局下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及其启示——以美国国际战略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使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美国根据国际局势与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际战略,在赢得世界霸权的同时避免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国际战略的谋划和实施能力,为其赢得世界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英美霸权转移的过程表明,制定并实施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战略,妥善处理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把握国际机遇,善用巧实力,对国际大变局下的大国成长至关重要。

对现代世界体系两次霸权转移的规律探析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迅速向外扩张,获取经济剩余。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内核。现在世界体系出现过两次霸权转移即18世纪世界霸权从荷兰转移到英国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透过两次霸权的转移的现象,可以发现其内在规律,这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突与矛盾,正确把握当今世界霸权新变化及预测未来趋势至关重要。

霸权转移忧虑对美国的影响

作为冷战结束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主,美国政界对霸权转移的忧虑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防战略的总体构想。美国的霸权一方面体现在使得别国在具体行动中屈从美国意愿的关系性霸权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制定、修改和执行国际规则以及规范的结构性霸权上。

试论大国霸权的和平转移--以英美互动为个案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一进程反映出了大国权力转移中的一些规律:霸权国在主观上无意将霸权拱手让与他国;国际体系的外部结构和新兴强国的主观冒险倾向对霸权转移的进程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相互依赖、国际制度或基于互动前提下所产生的文化结构对大国权力转移的作用不宜被过高估计等。对于当今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英美霸权转移的经验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

英美之间以和平方式实现霸权转移的背景、过程和原因,可以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探讨。其背景不乏冲突和波折;其过程先后经历了初始—互补、转折—同盟、完成—协同三个阶段。其原因在于:首先,英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英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之难以继续维护世界霸权;其次,美国的霸权挑战模式有别于德国的霸权挑战模式,更容易为英国所容忍和接受;再次,英美之间共同文化和血缘纽带产生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美国对英战略与霸权转移

19世纪末,美国为了构建美洲安全体系不惜与英国走到"战争的边缘",获得了英国对"门罗主义"的承认,从而崛起为美洲区域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利用重建欧洲秩序的契机,通过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与英国达成了政治共治;利用"道威斯计划",与英国达成了经济共治;借助"华盛顿体系",与英国达成了军事上的共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蔓延,美国最终与英国在战略目标上达成一致,通过建立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联盟"及战后集体安全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从容地接过霸主的"权杖",完成了英美霸权的转移。

英美海上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

英美海上霸权的转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英美海权之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美国海洋资源的支持下赢得了战争,而美国也在二战中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海权强国。战后英国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将海洋霸主地位让渡给美国,并通过借助美国力量成功地维护了英国海洋大国地位,由此也进一步深化了英美特殊关系。

大卫·哈维“全球霸权转移”思想批判性考察——基于“时间—空间修复”分析视角

在哈维看来,作为一种"外在转化"方案,"时间—空间修复"在全球引发了两类普遍性后果:一是令世界资本主义保持相对稳定;二是西方被置于"第22条军规"悖论中,全球霸权发生转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对于哈维这一思想需辩证看待:一方面,由于"仿效"被狭隘化为"经济仿效"、过度看重"工业化"指标、忽视对西方"反仿效"力量和"时间—空间修复"剥削压迫性内涵的剖析,该理论实难揭示大国权力更迭及霸权转移的内在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尽管在霸权转移前景议题上哈维呈现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调,但因其熟稔资本—帝国主义内在逻辑、历史进程及现实实践,客观上为中国和平崛起敲响了警钟。

世界霸权转移与东亚复兴语境中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从乔万尼·阿瑞吉的视角再出发

阿瑞吉立足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考察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三次转移/更迭,进而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转移进程,以及“美国新世纪计划”进行重构;尤其是在三时段坐标中讨论东亚的浮沉与复兴,分析东亚复兴语境下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凸显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其确信中国有自己健全的市场经济传统,驳斥了将中国经济奇迹视为新自由主义“成就”的做法。阿瑞吉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亚经济模式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发展道路如何可能实现斯密理想型的“自然进展”的深刻剖析,尽管并不完美,但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依然具有建设性意义。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底层逻辑

冷战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流行观点,即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对这一观念的重新考察表明,“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史实都不无争议,且其传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首先,将和平视为没有战争的状态,可能是一定历史时期、地域和文化等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其次,即使以消极和平观作为判断依据,英美之间没有直接战争,并不等同于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最后,对“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源头和传播背景的追溯表明,其理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霸权等意识形态色彩,隐含着对非西方国家的敌视情绪。在构建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下,对这一观念的重新审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大变局下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及其启示——以美国国际战略为中心的考察

问题的提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使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与欧洲大国的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平等、民主与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道德高地,导致以殖民地为基础的传统霸权体系逐渐崩溃。

物换星移几度秋——“世界霸权转移周期论”与中美关系

多年来,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有一种广为流传的国际关系长波理论,断言:每100年左右,国际体系中的大国霸权地位都会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移,原先处于顶峰地位的大国渐趋衰落,最终被另一个新兴的大国所取代。近500年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次权力大转移都伴随着'全球性战争',只有核时代美苏争霸是例外。根据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上述理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否百年一遇则不一定,是否普遍适用于更要作具体分析。

“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一直是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争霸惨烈。英国在19世纪确立世界霸权时，面对着多重挑战。英国与法、俄、俄德是传统的争霸国，曾发生战争乃至引发世界大战。但是，英国不得不对美国“另辟蹊径”、从早期的打压走向妥协，继而在被迫和平让位于美国。

比较视域下的大国权力转移机理研究

从理论上厘清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结果具有重要现实与研究意义。霸权转移论、均势论、权力转移论和领导长周期论是理解上述问题的主要理论。霸权转移论认为国内与国际因素会持续作用于国际关系,使崛起国与霸权国只能通过霸权战争实现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转移;均势论将政治因素视为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认为国家能通过多种均势手段将权力转移的结果维持在均势范围内;权力转移论不仅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引发了大国间权力转移,还指出了多种权力转移机制,并强调等级制国际秩序的重建是权力转移的结果;领导长周期论将技术因素视作引发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认为战争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机制而等级制国际秩序的重建是权力转移的结果。未来可从多个方面深化四种理论的研究并利用其指导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富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