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董仲舒为汉武帝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汉代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不过,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所设定的王道盛世的实践路径与汉武帝的政治构想有违,董仲舒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来制约皇权更令汉武帝难以容忍。这个分歧造成了当时儒术虽能独尊,但儒生却不得其用的吊诡局面。汉武帝精心构筑的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开创了有汉以来的宏大盛世,但这一体系在其晚年遭到儒生群体前所未有的质疑。霍光执政时期,坚行武帝之政,贯彻“有为”精神,但此举也使得“霸王政”体系与公羊学之间的矛盾愈加深重。故而此后汉宣帝在传承“有为”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学术上的选择,以舒缓这一内在矛盾。

论公羊意旨与昭宣政局的冲突及和解

自汉武帝晚期开始,公羊学主张的阴阳学理论及其内在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至汉宣帝亲政之时,因儒学数十年的昌盛繁荣,影响力日著,其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逐渐尖锐,不容忽视。对此,汉宣帝在执政理论中融入了鲜明的儒学色彩,通过恢复民力、整顿吏治等一系列举措顺应儒生的舆论呼声,二者的矛盾因此得到缓解。不过,汉宣帝时代的政治机制其实仍属汉武帝霸王政的延续,包括循吏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带有浓重儒学印迹的变革,不过是霸王政缘饰之术在新时代的变种而已。汉武帝时代与昭宣中兴实皆以尚法而致富强,这两大盛世亦鲜明地表现出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