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反馈疗法和运动法对降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干预效果

目的探究生物反馈疗法和运动法对降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干预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青少年手机成瘾患者80例,分为观察组(生物反馈疗法与运动法联合治疗)及对照组(单用生物反馈疗法)各40例。比较分析两组心理状态评分、手机成瘾性等。结果观察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CIAS-R评分无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对青少年手机成瘾患者,通过采用生物反馈疗法与运动法联合治疗,将明显降低青少年的手机成瘾性,提升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治愈率,改善不良心理状态。

童年早期情感受虐与青少年早期手机成瘾水平:一般与社交焦虑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基于844名初一学生自陈问卷数据(平均年龄13.21岁,男生53.00%),考察了童年早期情感受虐与青少年早期手机成瘾的关系,检验了青少年一般与社交焦虑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发现一般焦虑可中介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手机成瘾的正向联系,社交焦虑只中介了情感虐待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正向联系。与手机使用相关的教育工作应重点关注有早期情感创伤的青少年,尤其是其家庭经济地位和焦虑情绪的作用,以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干预。

智能手机成瘾高风险青少年的类别特征及风险因素

为探讨智能手机成瘾青少年的类别特征及其个人、家庭影响因素,采用问卷法调查了1490名中学生,并使用潜在剖面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整个样本可以分为高成瘾风险组(21%)和低成瘾风险组(79%),高成瘾风险组在失控、戒断、逃避和低效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低成瘾风险组,其中低效和逃避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失控、戒断维度。家庭因素中开始使用手机时的年龄、父母允许除学习外使用手机的时间、青少年与母亲的关系及个人因素中的学业压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可能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风险因素,干预时应重点关注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