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青少年犯的人格类型研究

目的 :了解男性青少年犯的人格类型差异。方法 :使用MMPI对 12 6例男性少年犯进行评定 ,根据少犯 13个基本量表粗分 (+K)作K -MeansQ型聚类分析 ,比较各型在临床量表、临床子量表、Wig gins内容量表、研究量表和附加量表上的T分差异。结果 :按聚类结果可把男性青少年犯分成三型 ,第一型 :神经质型 (n =48,3 8 1% ) ,表现为Hs、Hy、D、Pd和Pt量表T分升高 ,以D和Pd最高 ,形成 2 4/4 2编码 ,D1、D4、D5、Hy3 、Hy4、HEA、DEP、ORG、Nf、Dq和Ec量表T分升高 ,Es、Do和Re量表T分低下 ,人格特征为被动 -攻击型 ;第二型 :中间型 (n =3 8,3 0 16% ) ,D1、D5、Sc1A、Ma1、Nf、Wa、Gm、Skey、A和MAS量表T分降低 ;第三型 :类精神病型 (n =40 ,3 1 75 % ) ,表现为F、Pd、Pa、Pt、Sc和Ma量表T分明显升高 ,以Pa和Sc为最高点 ,形成 68/86编码 ,D1、D4、D5、Hy3 、Hy4、Pd1、Pd4A、Pd4B、Pa1、Pa2 、Sc1A、Sc1B、Sc2A、Sc2B、Sc2C、Ma1、Ma2 、Ma4、Si3 、In、Nf、Dq、Ec、Gm、FS3m、ALXm、Cpu、S18、Viol、Reg、Skey、A、MAS、Dy和Pr量表T分明显升高 ,Hy1、Hy2 、Hy5Es、To、Do和Re量表T分降低 ,人格特征为‘偏执 -分裂混合型’。结论

英国青少年犯社区矫正刑罚制度与我国的借鉴与完善

英国早在19世纪中期就通过法案将成年犯与未成年犯区别看待,是世界上最早单独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立法的国家之一。长期的发展使其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适用刑罚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尤其是在对青少年犯罪广泛适用社区矫正刑罚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社区矫正在英国等许多国家作为非监禁刑,其体现的人道主义及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的良好效果被广泛适用于青少年犯罪的刑罚。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刚刚起步,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方面并没有适用社区矫正的具体法律规定。英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值得我国借鉴。

女青少年犯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心理健康

采用一般公正世界信念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对88名女青少年犯进行测查,以探讨女青少年犯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公正世界信念对其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1)女青少年犯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以及敌对问题最为严重。(2)女青少年犯的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对情绪性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尤为显著。

社区矫正与青少年犯的再社会化

重新犯罪率是衡量刑法体系改造功能强弱的重要标准,近年来青少年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行行刑制度存在欠缺。本文在全面分析了青少年重新犯罪的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为了弥补传统监禁刑的不足,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应当成为了青少年犯再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青少年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青少年犯罪，是当今各国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本文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的几个方面，并有针对性的提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必须首先从家庭做起，强化家庭的教育职能，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更新教育观念，讲究教育方法，真正做到减少青少年犯罪。

男性青少年犯大五人格特征分析

采用大五人格问卷(BFI)和自编调查问卷对217名狱中男性青少年犯和263名在校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男性青少年犯大五人格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依据。调查发现青少年犯与正常同龄男生在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开放性等四个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宜人性与开放性在区分青少年犯与正常同龄男生有一定的鉴别力;家庭关系、父母是否离异、农村或城市户口、有无恋爱经历、上网频率、小时候父母是否在家、入监前生活状态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宜人性人格因子的形成;家庭关系、上网频率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开放性人格因子形成。本研究表明宜人性与开放性对青少年犯罪有一定预测力;家庭诸多因素对青少年犯罪人格特征有影响作用。

贵州青少年犯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与青少年应对方式问卷,对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302名青少年犯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犯生活事件各因子的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丧失、健康适应、其他、人际关系、受惩罚、学习压力。应对方式各因子项目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忍耐、问题解决、退缩、发泄、求助、幻想。不同刑期的青少年犯在问题解决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犯除学习压力因子外,其余因子及总分有显著差异;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少年犯在人际关系因子存在显著差异;青少年犯生活事件总分与问题解决、求助、退缩、发泄、幻想及忍耐皆呈显著的正相关。在对少年犯实施教育时,狱警一定要充满耐心,坚信他们内在本质是好的,是可以重塑的。

多层次青少年犯心理矫治模式的构建

青少年犯心理矫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目前我国青少年犯心理矫治模式很多但都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未区分成年犯和青少年犯,矫治内容过分倚重心理测量和心理咨询,未兼顾个案矫治模式和集体矫治模式,缺乏多水平多层次的系统矫治模式和缺乏效果评估等。对于青少年犯的心理矫治,应构建个体水平、家庭水平、未管所水平和社区水平四个层次的系统化矫治模式,并遵循调查、实施、评估和反馈等多个步骤。

对青少年犯加强德育矫治的必要性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分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普遍增多，以及社会、学校和家长教育观念中“重智轻德”的倾向，在强调道德教育多年后的社会现实中，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青少年德育渗透的疲软和薄弱，社会道德乱象丛生和道德教育乏力使一些青少年道德意识低下，法律观念淡薄，一旦遇到不良环境的诱惑或暗示，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谈青少年犯的行为特点及其给监管工作带来的新问题

自七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改造机关关押犯构成成份已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五十年代。

女青少年犯内化问题的个别心理干预

采用个别心理辅导的会谈法、精神分析疗法及合理情绪疗法,对接受过团体心理辅导、内化问题仍为阳性或内化问题改善不明显的3名女青少年犯实施个别心理干预。通过三次心理干预,其中2名女青少年犯在焦虑、抑郁和恐惧等内化问题因子上均转为阴性;1名女青少年犯内化问题有所缓解。

青少年犯的音乐心理干预浅析

目的了解和改善青少年犯的情绪和认知问题.方法：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和个案法,运用音乐治疗技术手段对青少年犯的心理进行研究.结论：音乐治疗能够改善青少年犯的负面情绪和认知.

如何调动青少年犯自觉改造的积极性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劳改工作的对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近,我们对全省在押犯进行了一次调查,有关数字表明,现押罪犯已不是五十年代的老反革命和旧社会的渣滓,大多是属于特殊情况下被激化了的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表现有五多:一是一般刑事犯多,二是青少年犯多,三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四是刑期短的多,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狱的多。他们既是危害社会治安的害人者,又是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受害者。在改造中,他们既有破坏性大,难管的一面;又具有可塑性、愿意接受教育可以挽救的一面。随着在押犯成份的变化,给我们的改造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每个劳改干部只有做改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师,当医治精神创伤的良医,认真贯彻党的各项劳改方针、

青少年犯纹身情况调查

最近，安徽省少年犯管教所和安徽省女劳教管理所联合对少年犯（本文中“少年犯”均为男性。）和女劳教人员纹身刺字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分别采用个别谈话、抽样答卷调查和全面统计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关于青少年犯适用死刑问题的探讨——一份对公众支持度的评估

本文运用对中西部两座城市的电话询查所获资料就公众对青少年犯处死刑的态度进行了一番考察。绝大部分被调查者反对对14岁以上的青少年杀人犯采用死刑。下面就来探讨一下这些调查资料所说明的含意。

浅论青少年犯的“超前教育”

劳改、劳教人员，期满回到社会时，社会组织将执行机关对这些人员在强制改造时所实施的“接茬教育”，即接过来，继续下去，以巩固教育成果，帮助指导这些重新回到社会的人员，继续前进，真正以一个合格的公民，自立于社会。

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新发现——言语和听觉障碍

琼·斯奈佛利发现三分之一的青少年犯有学语言和听觉的困难。 琼·斯奈佛利是纽堡语言、说话、听觉中心的语言病理学的诊治指导。一九八一年一月她来到加利福尼亚青少年管教所，在那里开始了一项独特的研究，即要使那些语言功能不正常的青少年犯恢复正常。

如何统计青少年犯罪数？

如何统计一个地区某年度青少年的犯罪数？究竟以法院判决数为准还是以公安局的逮捕数为准？笔者认为单纯运用上述数字均不能准确反映出犯罪数。理由如下：

男性青少年犯早恋的十个特征

最近,笔者对在押的40名男少年犯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他们的年龄、案由、文化层次、家庭背景、作案动机、犯罪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虽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收审前却有着几乎相同的早恋方式和恋爱特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十个特征: 1.恋爱时间早。大多数早恋者,当他们还处在13～14岁的年龄时,便已涉足于爱河,其中最早的,第一次恋爱时年仅11岁。 2.恋爱次数多。人多数早恋者,都有过二次以上的恋爱经历,多的达十几次。最多的,竟先后与25名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层次的女学生(或待业女青年)有过恋爱关系。在这40名少年犯中,几乎很少有人只谈过一次恋爱。

简析服刑青少年犯重新犯罪的诸因素

刑罚是统治阶级惩处犯罪的一种强制手段，它能产生一种带有威慑性的心理阻力，使许多企图犯罪的人因它的存在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刑罚的威慑作用，无论对于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并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