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效度与信度的再评价及常模更新

目的:重新探索并验证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的结构,检验其信度,并制定该量表在中学生群体中的常模。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对来自全国10个城市,10 566名中学生进行生活事件自我评定(填写ASLEC);同时选取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儿童多维焦虑量表(MASC)作为效标评定抑郁症状出现频度和焦虑状况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间隔4周后,随机选取141名被试以检验问卷的重测信度。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ASLEC包括受惩罚、丧失、人际压力、学习压力和适应问题5个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拟合指标为RMSEA=0.10,CFI=0.90,TLI=0.88,WRMR=4.96。量表总分与CES-D、MASC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43。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重测信度为0.73,分半信度为0.85。量表总分较刘贤臣等人1997年研究中总分明显下降。各因子分除丧失因子外其余在性别上均有差异,男生在受惩罚、适应因子上高于女生,在人际压力因子与学习压力因子上低于女生。结论:新的五因子结构得到验证,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研究提供的总分及因子分常模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认知情绪调节在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焦虑、绝望之间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青少年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焦虑和绝望之间的调节作用。方法应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Beck焦虑量表(BAI)、Beck绝望量表(BHS)对504名大一新生进行测评,运用层次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对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焦虑的调节效应分别是-0.097、0.125;青少年生活事件对焦虑的总体效应为0.412,其中直接效应为0.293,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的间接效应为0.119;青少年生活事件对绝望的总效应是0.222,其中直接效应为0.131,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的间接效应为0.090。结论积极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均可以调节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焦虑,均不能调节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绝望。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测量目标结构空间的研究

目的:完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在医专学生中的测量目标结构空间。方法:随机抽取本校468名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ASLEC团体施测;用SPSS13.0计算测试结果的信度;根据ASLEC编制者定义的6个因子内涵,重新构建测量目标结构空间;用LISREL8.70作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有效样本443份,标化Cronbach’sα信度系数0.897,奇偶分半信度系数0.913;最终修改模型M6,在ASLEC测量目标解释上更趋科学、合理和规范,且拟合指数优良。结论:ASLEC测试项目10应归入因子1(人际关系),测试项目26应归入因子5(健康与适应);医专学生中的实测数据证明,ASLEC测量目标结构空间需要调整;ASLEC应用于医专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时,还需要根据大学生的实际调整和充实某些项目。

双相障碍患者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生活事件特点研究

目的分析双相障碍Ⅰ型(BD-I组)与Ⅱ型(BD-II组)患者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生活事件的特点,探讨BD发病的风险因素。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6月间济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BD患者58例为观察对象(BD-I组,31例;BD-II组,27例),健康对照组共61例。调查3组入组者的人口学信息,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调查BD患者的父母教养方式及青少年生活事件方面的相关情况。结果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中,BD-I组、BD-II组情感温暖因子得分低于健康对照组,在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因子得分方面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D-I组的过分干涉保护因子得分显著低于BD-I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BD-I组与BD-II组受试者在受惩罚因子得分、健康适应因子得分方面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D-I组受试者在受惩罚因子得分、健康适应因子得分高于BD-I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过分严厉"、"过分溺爱"的教养方式和惩罚等负性生活事件对BD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BD的危险因素之一,对于BD的高危群体,调整父母教养方式、避免不利的应激性事件,有利于避免疾病发作,对于稳定期BD患者,采取上述措施,有利于避免病情复发。

性别与青少年生活事件对某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究性别与青少年生活事件对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本院的231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性别与青少年生活事件对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结果 2311名大学生中,1～2次自伤行为检出率为29.42%,3次及以上自伤行为检出率为8.48%。总体自伤行为女生检出率(38.2%)高于男生(37.6%)(P<0.001);无肉眼可见伤害的自伤行为男生检出率(25.43%)高于女生(23.87%)(P<0.05);具有潜在危害行为的自伤行为男生检出率(19.05%)高于女生(16.19%)(P<0.05)。青少年生活事件中,受惩罚、丧失、人际压力、学习压力、适应因素中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率均有差别(P<0.01)。结论大学生自伤行为与性别和青少年生活事件有关联,女性自伤行为检出率高于男性,负性生活事件是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应培养女生坚强独立的性格,加强对大学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关系的了解,以降低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

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父母教养方式对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生活事件对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芜湖市和淮南市四所高校的4 98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父母教养方式对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影响。结果高校大学生1～2次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30.58%,3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10.78%。青少年生活事件上,自伤行为发生在适应,学习压力,人际压力,丧失和受惩罚五个方面存在差异(P<0.001)。父母教养方式上,父亲方面,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在过度保护,过分干涉,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因素方面存在差异(P<0.001)。母亲方面,自伤行为发生在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因素方面存在差异(P<0.001)。结论大学生自伤行为与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和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联,受父母过分干涉和负性事件影响的学生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自我伤害。父母应该注意子女的情绪变化,多进行适当的情感交流。学校、家庭、社会应该积极对青少年进行心理疏导,减少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评定及应用研究进展

在青春期中,青少年要面对来自社会、学校、家庭、同伴和身体发育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许多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健康有不同程度影响。在青少年生活事件与健康研究中,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能够对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对生活影响程度进行量化。本文对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具体内容、信度和效度研究进展、量表的使用情况进行综述,希望能为下一步量表的修改与完善提供参考。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在医学专科生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目的 验证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在医专学生中的测量目标结构空间。方法 随机抽取本校468名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ASLEC团体施测；计算Cronbach’s α信度和分半信度；构建模型MA1-ASLEC编制者构建的测量目标结构空间，MB1一根据ASLEC编制者定义的6个因子内涵重新构建的测量目标结构空间；进行MA1、MB1及修改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 有效样本443份，Cmnbach’s α信度系数0．890，标化Cronbach’s α信度系数0．897，奇偶分半信度系数0．913；MB1的最终修改模型MB6有优良的拟合指数，在ASLEC测量目标解释上比MB1-MB5和MA1及其修改模型MA2-MA4，更趋科学、合理和规范。结论 ASLEC测量目标结构空间需要调整，测试项目10应归入因子1（人际关系），测试项目26应归人因子5（健康与适应）；ASLEC具体应用于医专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时，还需要根据大学生的实际调整和充实某些项目。

心理社会因素与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了解贵阳市城区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儿童高血压相关性,为儿童青少年心理生理健康教育、心理干预与高血压的一级预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4所学校作为研究单位(初中2所,高中2所),设诊断为儿童高血压126人为实验组;494名中学生为对照组。应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型行为问卷、中学生抑郁量表对两组进行问卷测试。结果3个量表总分实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多因素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体重、受惩罚因子、抑郁状态、是影响血压水平独立的危险因素;非A型行为、丧失、其他因子是影响血压水平的保护因素。结论心理社会因素对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有一定的影响。

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的关系

目的:探讨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生活事件、艾森克人格特征的关系,为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对贵州遵义地区1795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报告率为21.9%。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神经质人格女生得分高于男生(F=13.291,15.569;P<0.001);住校生的负性生活事件、神经质人格得分高于非住校生(F=25.924,10.238;P<0.001);独生子女的负性生活事件、神经质人格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F=4.426,4.454;P<0.05);普通中学的非自伤自伤行为、负性生活事件和神经质人格得分均高于重点中学(F=8.921,50.941,49.426;P<0.001);农村学生的非自伤自伤行为、负性生活事件和神经质人格得分均高于城市学生(F=38.11,87.109,82.546;P<0.001);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伤自伤行为、神经质人格呈正相关(t=0.455,0.625;P<0.05);神经质人格特征在负性生活事件、非自伤自伤行为间的起调节作用,其调节效应值为0.017。结论: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伤自伤行为呈正相关,个体的神经质人格特征在负性生活时间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医科院校大学生生活事件特点的调查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医科院校大学生生活事件的特点。方法采用生活事件评定量表对我省某医科院校2 062名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考试失败、学习负担重、被人误会、远离家人等生活事件的发生频率较高;各生活事件应激量在男女生之间大多存在差异,在不同年级之间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大学教育工作者应根据大学生生活事件的特点进行心理教育。

某军校医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的研究

目的探讨影响军校医学生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测试某军校医学生 1 74名。结果研究对象最近一年内生活事件发生频度较高的依次是学习负担重 (91 .9% )、考试失败 (84 .4 % )、远离家人 (84 .4 % )、被人误会 (83.2 % )、生活习惯变化 (82 .7% )等。男女生比较 ,女生大多数生活事件应激量大于男生 ,其中主要涉及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结论军校教育工作者应根据发生频度较高的应激性生活事件 ,对男女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卫生教育 ,提高军校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与生活事件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为干预研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问卷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对随机选取的39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网络信息成瘾率明显高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率和网络游戏成瘾率。学生网络成瘾类型问卷的3个因子(网络游戏成瘾、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及网络信息成瘾)中网络游戏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在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健康适应因子上有显著差异(t=2.033,P<0.05);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在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学习压力因子有显著差异(t=2.403,P<0.05)和其他生活因子上(被忽视,缺少朋友,不知如何融入生活等)也有显著差异(t=2.151,P<0.05)。结论:网络成瘾的3种类型中,网络信息成瘾率比游戏成瘾率、人际关系成瘾率高;网络游戏成瘾的大学生与正常大学生相比,其身心健康和适应性较差;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大学生相对于正常大学生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学习压力。

初中生生活事件与电子游戏成瘾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初中生生活事件与电子游戏成瘾的关系。方法:采用电子游戏成瘾问卷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对165名13-16岁的初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初中生在电子游戏成瘾问卷上的得分存在极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高于女生。在生活事件量表各因子上得分与其在电子游戏成瘾问卷各因子上的得分基本上呈正高相关,且高、低生活事件组的初中生在电子游戏成瘾问卷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结论:初中生生活事件与电子游戏成瘾情况密切相关,帮助初中生正确地应对生活事件,有助于降低其电子游戏成瘾倾向。

医科大学生孤独感与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

目的了解医科大学生孤独状况,探讨孤独感与生活事件的相互关系,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及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状态与特质性孤独量表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 SLEC)对500名在校医科大学生进行了评定。结果有相当多的医科大学生表示经常体验到孤独(状态孤独:50.8%,特质孤独:51.4%),医科大学生的孤独感在家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不同母亲文化上差异显著(家在地:t=3.248,P=0.001,是否独生子女:t=-2.038,P=0.042,不同母亲文化:F=4.138,P=0.007)医科大学生的孤独感与生活事件相关显著(P<0.001),生活事件可以作为孤独的有效预测指标(t=36.397,P<0.001)。结论生活事件得分高的医科大学生其孤独得分也高。

未成年犯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的调查

目的探讨未成年犯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的状况。方法对安徽省未成年人管教所100名未成年犯和103名正常对照组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团体施测。结果未成年犯生活事件各因子的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受惩罚、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其它、健康适应、丧失;未成年犯和对照组在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它这4个因子上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t=6.800,3.016,6.960,10.239;P<0.01),而在其余2个因子上的得分差异无显著性(t=1.907,1.630;P>0.05);社会支持量表中,未成年犯与对照组在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上差异具有显著性(t=9.179,3.604,3.087;P<0.01)。结论未成年犯的负性生活事件主要来源于受惩罚、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等方面,获得的社会支持明显少于对照组。

远郊定向临床医学生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评定结果分析

目的:研究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法对74例远郊定向临床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为测评工具,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在影响被试心理的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的应激量最高,其次是受惩罚和学习压力因子;而出现异常分值所占人数比例靠前的分别是丧失和健康适应因子。结论不仅应该减少应激性事件的发生,还应该要根据其特点制订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降低其造成的影响。

大学生睡眠质量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

目的:了解大学生睡眠质量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为关注其心理健康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分层随机抽取353名大学生使用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施测,以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大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为37.96%。其中,轻度睡眠问题为33.15%,中度睡眠问题为4.53%,重度睡眠问题为0.28%;(2)女大学生睡眠质量总分、睡眠不足因子分、睡眠质量因子分、觉醒不足因子分、睡眠时间因子分、失眠后反应因子分均高于男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52,-4.112,-2.146,-2.590,-2.567,-2.619;P<0.05);大三年级大学生睡眠质量总分、觉醒不足因子分、入睡困难因子分、睡眠不稳因子分、噩梦夜惊因子分均高于其他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609,3.299,3.176,3.635,6.060;P<0.05)。城市成长的大学生睡眠时间因子分高于农村成长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60,P<0.05)。农村成长的大学生入睡困难因子分、失眠后反应因子分高于城市成长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21,-2.513;P<0.05)。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睡眠不稳因子分、噩梦夜惊因子分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53,-2.369;P<0.05);(3)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睡眠质量与除受惩罚因子外的生活事件总分及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r=0.232,0.268,0.241,0.137,0.272,0.163;P<0.01),睡眠不稳因子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r=0.284,0.250,0.230,0.161,0.181,0.354,0.229;P<0.01),噩梦夜惊因子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r=0.205,0.150,0.188,0.159,0.179,0.175,0.179;P<0.01);(4)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睡眠质量(SRSS)总分与生活事件(ASLEC)总分、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其他因子均有正向关联(Beta=0.232,0.268,0.241,0.137,0.272,0.163;P<0.01),可解释变异率5.1%、6.9%、5.5%、1.6%、7.1%、2.4%。结论:大学生睡眠质量易受不良生活事件影响,应给予关注。

厦门市在校学生睡眠质量与生活事件相关性研究

目的：解厦门市不同年龄段在校学生的睡眠质量，探讨该群体睡眠质量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方法对厦门市879名在校学生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及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进行测评分析。结果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睡眠障碍检出率依次为7．7％、21.7％、20．6％、26．3％，四者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除睡眠效率因子分外，不同层次学生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中学生及大学生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总分与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呈著正相关（P〈0．05或0．01）。结论厦门市不同年龄段在校学生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障碍检出率呈增高趋势，其睡眠质量与生活事件密切相关。

未成年犯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的调查

目的了解未成年犯经历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的状况,为关注其心理健康提供依据。方法对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的157名未成年犯施测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以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①未成年犯生活事件发生频度由高到低排序前5位的是:生活习惯(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72.0%),与人打架(68.8%),被人误会或错怪(66.2%),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63.1%),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62.4%);②不同受教育程度未成年犯受惩罚因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383,P<0.05);③不同职业未成年犯ASLEC总分、人际关系因子分、学习压力因子分、受惩罚因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425,2.491,4.308,2.548;P<0.05或0.01);④不同刑期未成年犯学习压力因子分、受惩罚因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673,2.888;P<0.05);⑤不同性别、不同民族、是否是独生子女、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家庭状况、不同父母离异时间、不同抚养对象、不同犯罪类型未成年犯ASLEC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⑥Pearson相关分析示未成年犯ASLEC总分、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均与消极应对方式呈现正相关(r=0.175,0.246,0.162,0.214;P<0.05或0.01)。结论未成年犯负性生活事件多来自生活习惯明显变化、与人打架、被人误会或错怪、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等,其中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是农民、学生、刑期≥3年的未成年犯经历生活事件的频度与受影响的严重性更高,其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