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行为问题与影响因素

我国问题青少年主要由以下5种人员构成:1.社区青少年;2.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3.农村留守儿童群体;4.流浪青少年;5.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人们一般将他们视为犯罪的高危群体。青少年的行为问题主要有:沉溺网络、不良行为和前科行为。减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首先要树立"儿童福利"的理念,关注和维护青少年的权益;着力培养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管住成年人,让他们做好青少年的榜样,承担起父母的责任;建立包容的社会,克服对问题青少年的厌恶情绪。为了确保未成年犯罪人的安全和福利,他们的父母、亲属、朋友和受害者、志愿者要宽容一些,为他们的改好多付出一些,这才有可能将他们带回主流社会。

青少年行为问题干预研究:从治疗模式到优势视角模式的转变

优势视角理论认为人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智慧和潜能,这些优势可以帮助人们战胜生活中的困境并促进其积极发展。优势视角理论立足点更加宏观、全面且深入,将其应用于青少年行为问题领域,可改变治疗模式长期影响下对服务对象的消极假设和认知,有效避免和消除治疗模式中存在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对青少年行为问题干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有着变革性的转变与创新。优势视角干预模式在实现缓解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同时,可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实现真正的助人自助,对青少年个人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青少年问题行为:迷走神经的调节作用

探讨父母元情绪理念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青少年自身迷走神经功能对两者关系的影响。采用"心算任务范式"及问卷法,对224名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测量与调查。结果发现:(1)母亲情绪教导理念负向预测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母亲情绪失控理念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母亲情绪不干涉理念正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父亲情绪教导理念负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父亲情绪失控理念正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2)当青少年迷走张力较低时,母亲情绪不干涉理念正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当青少年迷走抑制较低时,母亲情绪失控理念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父亲情绪失控理念正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综上,父母元情绪理念能够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且父母元情绪理念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影响存在差异。同时,迷走神经功能对父母元情绪理念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具有一定调节作用。

追求有意义的闲暇生活——美国青少年问题行为预防课程“时间智慧”述论

在积极心理学指引下,以自我决定理论等为基础,"时间智慧"课程得以创生,旨在帮助青少年明智管理闲暇时间,追求有意义的闲暇生活,进而预防一系列问题行为。课程内容主要是探索闲暇活动、认识我的动机和以兴趣胜无聊等20项活动,分为核心课程和强化课程两部分。课程实施重在开发多种资源,倡导可视学习,提出真实问题,开展小组学习和运用创意游戏。该课程带来了践行积极教育理念、关注弱势群体需求、凸显课程开发价值和重视理论基础支持等启示。

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社会联结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内在机制。方法: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攻击性量表、社会联结量表和心理韧性量表,针对47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中介模型检验发现,对于内化问题行为,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显著(β=-0.457,P<0.001),经过社会联结、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后,直接效应仍显著(β=-0.135,P<0.01);对于外化问题行为,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显著(β=-0.307,P<0.001),但经过社会联结、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后,直接效应不显著(P>0.05)。结论:社会联结、心理韧性的链式关系部分中介了生命意义感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而完全中介了对于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协同教养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协同教养指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所有承担儿童教养责任的成人相互协作的活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协同教养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也通过亲子系统和婚姻关系系统间接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协同教养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青少年在家庭系统中的成长过程,针对性地提出教育方案,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日本对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分析和教育

日本把青少年的劣迹行为和犯罪行为称为问题行为。有时称它为非行。问题行为意味着逸脱了法律和社会习惯等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在学校,从教育观点出发,应首先以是否阻碍学生发展作为判断的标准去看待问题行为。日本从教育指导的角度,把问题行为分为反社会性的(指违反法律和社会习惯等社会规范的行为)和非社会性的(指不能积极适应或不肯力求适应的逃避行为)。此外,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共情和情绪能力的多重中介作用

目的探析共情和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关联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成都儿童正向成长队列中2022年6–7月调查数据,研究对象为成都市6所中小学5~9年级学生。分别使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中国家庭评估测量工具(C-FAI)、人际反应指数中文版共情分量表(C-IRI)、中国积极青年发展量表(CPYD)情绪能力(EC)分量表评估调查对象的内外化问题行为、家庭功能、共情和情绪能力,以各量表总得分分别除以各维度条目数后的平均分为其最终得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级和地区)学生群体间,家庭功能、共情、情绪能力和内外化问题行为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家庭功能、共情、情绪能力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使用AMOS 24.0验证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共情和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3026名,其中男生1548人(51.16%),女生1478人(48.84%);5年级798人(26.37%),6年级738人(24.39%),7年级567人(18.74%),8年级614人(20.29%),9年级309人(10.21%);城镇2064人(68.21%),农村962人(31.79%)。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在不同年级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且家庭功能、共情能力得分在不同年级学生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在不同性别和地区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19,0.959)。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得分(得分越高家庭功能越差)与共情、情绪能力均呈负相关(r=−0.482、−0.432,P<0.01),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呈正相关(r=0.220,P<0.01);共情与情绪能力呈正相关(r=0.402,P<0.01);共情、情绪能力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均呈负相关(r=−0.115、−0.305,P<0.01)。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42(95%CI:0.031~0.057);共情、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10(95%CI:0.007~0.014)。结论家庭功能可直接、并通过共情和情绪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

父母监管和温暖与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

目的:考察父母监管和父母温暖与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方法: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双生子库中年龄9-19岁,平均年龄13.5岁(SD=0.50)的1387对双生子为对象,采用自评问卷对其不良同伴交往和自身问题行为水平以及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测量。结果:①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其性别、年龄、母亲监管、父亲监管、母亲温暖、父亲温暖及交往不良同伴均有显著的相关性。②父母监管对交往不良同伴与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父母监管力度越大,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的影响越小。③父亲和母亲的温暖在调节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母亲温暖越多,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越少;父亲温暖对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与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具备调节作用。结论: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随父母监管和母亲温暖的增加而减少。

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性别和年龄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性别和年龄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自评问卷对1302对双生子的不良同伴交往和自身问题行为水平进行测量。结果:①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性别、年龄及不良同伴交往均显著相关。②在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影响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更易出现问题行为。③年龄对交往不良同伴与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年龄小的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更易产生问题行为。结论: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因性别和年龄而不同。

父母监管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父母监管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交往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方法: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双生子库中年龄9-19岁(M=13.5岁,SD=2.67)的1387对青少年双生子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评问卷和父母评问卷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进行测量,采用自评问卷对青少年的不良同伴交往及其父母教养行为进行测量。结果:1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母亲监管、父亲监管及结交不良同伴均有显著的相关性。2结交不良同伴在父母监管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父母监管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也可以间接通过结交不良同伴,进而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生。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及性别差异影响

目的了解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及性别差异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07年9月—2008年4月,在北京市18个区随机抽取1 387名青少年进行一般情况、父母教养方式、问题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男生问题行为水平为(13.29±11.39)分,明显高于女生的(11.86±9.9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2,P<0.01);父母教养方式的4个维度得分依次为母亲温暖(25.12±5.91)分、母亲监管(23.37±6.65)分、父亲温暖(25.37±4.91)分、父亲监管(22.33±6.54)分,均高于男生的(23.86±6.11)、(22.30±6.78)、(23.53±5.40)、(20.81±6.5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温暖(r=-0.27,P<0.01)、母亲监管(r=-0.31,P<0.01)、父亲温暖(r=-0.28,P<0.01)、父亲监管(r=-0.30,P<0.01)4个维度均呈明显负相关;性别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问题行为之间无调节作用(P>0.05)。结论男生应该得到与女生同样的父母关注和关心,以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

新乡市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和行为问题现状调查

目的调查河南省新乡市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与行为问题的现状。方法本研究于2022年9月~10月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新乡市区5341名中学生,使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和儿童行为量表对被试及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被试年龄范围为12~19岁,平均年龄为(14.87±0.99)岁。中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22.41%和19.96%;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为6.68%,其中男生为6.20%,女生为7.24%;女生的焦虑情绪(t=-5.85,P<0.001)、抑郁情绪(t=-5.86,P<0.001)和行为问题(t=-2.31,P=0.02)均显著高于男生;来自农村的青少年相较于城市青少年抑郁情绪显著升高(t=-2.40,P=0.02)。另外,在控制了性别和生源地之后,焦虑情绪(β=0.15,P<0.001)和抑郁情绪(β=0.45,P<0.001)对青少年行为问题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结论新乡市中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发生率较高,行为问题发生率偏低,并且焦虑和抑郁情绪与青少年行为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