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

清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结合《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关于"革除"事迹的相关书写之法,可以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形成以下几点新的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的合法性。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年号,使洪武纪年合法化。再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年,对朱棣"革除"史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朝臣在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著名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明史》以及后世影响极大。

红崖天书瞿鸿锡摹本考释——明初建文帝祭祀靖难之役惨死忠良的罪己密诏与京观

贵州安顺地区的红崖天书,誉称“黔中第一奇迹”,为中国未解的神秘文字。综合明初建文帝逊国历史记载和清末瞿鸿锡摹本天书内容,经系统考证,瞿鸿锡摹本红崖天书系靖难之役后,逊位流亡的建文帝尝闻“金陵诸臣惨死事”,喟叹自己“获罪于神明”,于丙戌年(1406)在红崖山上以文字再造、字体混搭等隐秘手法书就“罪己密诏”,祭祀遭受“株十族”“瓜蔓抄”等极刑而死无葬身之地的“金陵惨死诸臣”。天书向西而立,和周围的山丘一起形成建文帝祭祀驾鹤西去惨死忠良的“京观”(纪念碑)和“京丘”(陵墓)。红崖天书的解密,展示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字体的丰富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以文字铁证揭秘了明史第一悬案“建文帝下落谜踪”。

靖难前后宣府左卫武官调卫考——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靖难之役前后明代北部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构建“塞王守边”的北边防御体系,在宣府创立卫所,并调入大批武官。永乐初,明成祖以调卫的方式将“靖难新官”安插入卫所中,重新掌握了对该地卫所的控制,并重塑了明朝北部的边疆防御体系。宣德时,调卫成为明廷应对政治军事变故的一种手段,在晋藩谋逆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总体来说其性质仍是趋向常规化。靖难之役前后复杂的政治军事情势,使得明初调卫呈现出由常规转向特殊再趋向常规的变化轨迹,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揭示出明廷对武官的调卫具有临时集中性与长期连续性的特征。

略论靖难之役的成败及其影响

明代靖难之役中,朱棣、朱允炆的成败,与各自战略战术的使用、人才的运用、决策的心态等有着很深的联系。靖难之役的战争结局,不仅彻底改变了明初的政治格局,也极大地加强了明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靖难之役与兀良哈南迁

洪武二十二年,明廷先后建立了全宁卫和兀良哈三卫。明廷试图凭借这四个羁縻卫所与大宁都司建成一个沿大兴安岭依次排开的隔绝北元与女真、高丽交往的防线。然而,四个月后,全宁卫崩溃,奉明廷之命招抚全宁卫溃散官军的兀良哈三卫进入与大宁毗邻的全宁地区。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将大宁都司迁入关内,兀良哈三卫顺势进入大宁等地住牧。兀良哈南迁对明朝北边重镇辽东都司的军事防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奸臣”到“地方神”——明清时期对靖难逊国臣铁铉的形象建构

在明代靖难之役中,济南守臣铁铉因抵抗燕师出力颇多而在成祖登基后被杀,然而对铁铉"盖棺论定"的工作却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四百年之久。在这四百年间,铁铉的形象由朝廷钦定的"奸臣"逐渐转变为忠臣,最终成为守护一方的地方神。铁铉追崇的每一步,朝廷上下的现实诉求都远超过对本地先贤的纪念本身;铁铉形象的演变历程,实际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政治伦理解释权的反复争夺。

明初重典治国对靖难之役结果的影响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重典治国的方略,这一治国方针对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讲有利有弊,但总体是弊大于利;"靖难之役"则是一场明初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战。表面上看起来,二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民众基础对于一场战争的结果有着很大影响,而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又对社会的人心向背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考察"重典治国"方针对明初社会民众基础的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靖难之役"结果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到社会进步与变革中人民大众的作用。

明代贵州诸卫靖难新官考述——以居中二卫、下六卫为例

贵州卫所武职非尽洪武征南、填南而来,尚有永乐、宣德、正统及弘治间陆续调入的靖难新官群体。从贵州、贵州前等贵州"居中二卫"和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等"下六卫"看,靖难新官之裔调入各卫者普遍职级较高,地位重要,是影响地方不可忽视的群体。

明代“靖难之役”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明代"靖难之役"是以争夺皇位为实质、因建文帝"削藩"而爆发的一场军事政变,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的历史发展,亦对明朝邻国朝鲜的国内局势产生了较大冲击,并使得自洪武朝以来明与朝鲜两国日趋紧张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国家视野下“靖难之役”中解缙的抉择平议——兼论儒家的“忠义”观

明初“靖难之役”改变了一大批士大夫的人生轨迹。人们在这场皇权争夺战中所做出的不同选择,直接改变了其后半生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后世对其所作的历史评价。解缙、王艮、金幼孜、练子宁等一批庐陵籍士子都是这次政治变革的亲历者,最后他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解缙而言,其选择燕王朱棣而放弃了建文帝朱允炆。解缙的人生也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既曾到达事业辉煌的时刻,也走向了悲剧的结局。后世对解缙在这场“变革”中的抉择,充满了争议性评价。

忠烈名臣暴昭与靖难之役

山西潞州人暴昭是明初一位耿介清俭的忠烈名臣。朱允炆即位后强藩与弱主的矛盾态势明朗,削藩势在必行。建文初,朝廷派暴昭充北平采访使,发现燕王反迹,回朝后,密报朝廷,请求建文帝早作准备。在靖难之役发生后,暴昭与铁铉等悉心筹划,屡挫燕军,坚守济南。建文四年,朱棣进逼南京,金川门失守,明廷涌现出诸如方孝孺、铁铉、谢贵、张昺、高巍、暴昭、连楹等一大批对建文帝忠贞不二、坚决反抗朱棣叛乱的忠烈名臣。朱棣用敲牙、割舌种种酷刑,但暴昭始终不肯屈服,最后身首异处,并被族诛。其忠烈气节受到当时人和后世的称颂。

“癸酉靖难”与明对朝鲜的态度

1453年,朝鲜文宗在位两年就因病去世,其后十二岁的李弘暐继位,是为朝鲜端宗。端宗年幼,难以摄理国政,便多由皇甫仁和金宗瑞等人处理国政。首阳大君李瑈则除掉皇甫仁和金宗瑞等人,并大肆消灭异己势力,是为"癸酉靖难"。癸酉靖难几乎是靖难之役的翻版,而在端宗上奏请辞王位的时候,明廷对于这一事件必然不会多加追究,反而是快速地册封世祖,通过对朝鲜局势现状的承认,来换取朝鲜对于其自身政治地位的尊崇和拥护。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明代“靖难之役”中儒生与皇权的关系——以方孝孺为例

靖难之役是明代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儒生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此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靖难之役中,面对皇权,儒生做出了不同选择:他们或求荣祈贵,或明哲保身,或抗节不屈。方孝孺便是当时儒生抗节不屈的典型代表,他的死对后世儒生以及儒生与皇权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棣“靖难”之心探源

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1402)夺取皇位。关于朱棣反叛之心的产生,史家所言不一,文章通过文献记载对当时时局的分析,认为朱棣起反叛之心是因为其兵力逐渐强大,军队战斗力增强,再加之太子、秦王和晋王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诸藩之首,建文帝削藩政策只是其借口。

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

历史学家谈靖难之役多着重于齐泰、黄子澄等的赞助削藩；燕王朱棣借“清侧君”为名也以扫除齐、黄逆党相标榜，多次指斥所谓“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文官固然是力主削藩的谋画者，但靖雄之役毕竟是一场维护和夺取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战争。朱棣从策略考虑，在举兵叛乱和夺取帝位后表里并不一致，注意的重点是军事，力图摧毁和瓦解建文帝的武装力量，对忠于建文的将领恨之入骨；口头上却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建文朝某些文臣说成是主要对手。这种政治宣传长期影响到后来的史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论“靖难之役”的性质

“靖难之役”并不是主张革新的文臣集团与守旧的亲王、武臣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藩王、武臣集团也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建文君臣并未实行过什么新政，而朱棣也并非一切都遵守祖制。“靖难之役”的实质是争夺皇位。

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败因探析

建文帝即位后施行削藩政策,激起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终以失败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建文帝的八个不足:性格的宽厚仁慈,过重的文人气息,竞争对手的强大,能臣悍将的匮乏,用人方针的不当,削藩策略的失误,征讨方式的缺陷,宦官的不利影响。

明代靖难新官入黔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相对于洪武征南群体,滇黔卫所中的靖难新官群体也值得重视,他们在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靖难新官入黔者,各卫皆有,且整体职级较高。他们主要集中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宣德六年(1431年)和正统三年(1438年)入黔;在原籍地与原卫分布上,则与靖难"北军"的整体发展态势相一致而表现出局部的差异性。

试论建文和燕王的个人素质与“靖难之役”结局的关系

过去我们似乎偏重于强调历史的规律性，对必然性谈得多，对偶然性谈得少，特别是涉及纠个人对历史事变进程与结局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比如当谈“靖难之役”胜负原因时，往往只谈诸如双方军队素质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