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体制人的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考察职业结构和职业流动特征是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前中国特大城市职业流动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动向。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体制变革、新技术的影响,社会非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职业的个体化特征显现。从调查数据中能够看到,在中国特大城市职业群体中非体制人接近80%,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技术人员主动选择成为非体制人或自由职业者。这表明中国职业群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一部分具有专业技能和特殊技艺的职业群体已经摆脱了传统组织化就业的限制,这种变化促进了专业化领域的合作与融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活力,并将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旅游社区的非体制精英与文化遗产保护--以宣科与丽江古乐为例

非体制精英作为社区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可以促进社区文化遗产的资本化过程,是社区遗产内发性保护与开发的主导力量。在蝴蝶效应下,非体制精英治理参与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会引发社区内发性"文化自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我们也要认识到非体制精英的个人理性未必能达到文化遗产的最佳效用。

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中的非体制性障碍及其对策

揭示了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中不被关注的非体制性障碍,并针对这类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

论国际金融制度变革中的“体制僵持”——非均衡国际金融体制长期存在的制度分析

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之后 ,几乎成继起之势的若干次金融动荡或危机的爆发 ,深刻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的弊端。这些弊端的集中体现就是现行国际金融制度结构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状况。为了更好地实现世界经济、金融的均衡发展 ,变革国际金融体制势在必行。但由于制度改革所难免出现的种种阻力与矛盾 ,又使得实施过程陷入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僵持局面”———“相对僵持”与“绝对僵持”。而这也是非均衡的国际金融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复杂根源。因此 ,只有打破僵局 ,才能使体制变革得以实现。然而 ,权利的重新界定所必然出现的利益上的磨擦和难以调和 。

非均衡体制改革产生的制度缺陷分析与深化改革中制度调整之思考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转轨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双重制度修正过程,并且,在渐进、非均衡的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缺乏对体制改革中制度系统结构如何有序转化的战略思考,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上的问题与缺陷。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上的问题与缺陷的累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引起目前利益矛盾与冲突极其社会不和谐的基本成因。本文主要从市场制度、政治体制及制度结构等三个层面反思、分析非均衡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的缺陷,并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的利益关系与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角度,提出了深化改革中制度调整的带有原则性的四点简要思考。

中国乡镇非统治型体制构思

本文将以我国农村政权治理结构现状为基点,分别从历史比较、社会现状、经济反省等角度分析了乡镇政权存在的不合理性,从而论述了改革我国乡镇统治型体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而提出了农村改革的一般设计——政权从乡镇结束。

体制内就业者的收入太少了么——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劳动者都认为体制内就业者收入水平不高,然而每年的"国考"竞争又非常激烈,体制内的收入是否真的低,还有待验证。基于CFPS 2010年和2012年数据,运用PSMDD方法,考察了体制内外就业者的工资差异。研究发现,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体制内就业者的收入水平要低于体制外企业就业者,但高于相同条件下的自由职业者。虽然体制内就业者自身收入水平低,但在体制内就业能够提高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体制内就业者可以通过教育、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为其他家庭成员增加就业的优势,从而有利于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的增加。

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司法审查研究

将行政强制法的规范融入行政法体系以保障法制统一,是行政审判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非诉强制执行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需区分法律中规定的非诉强制执行与行政法规中规定的非诉间接强制执行所遵循的不同机理,依法确定非诉强制执行期间3个月的起算点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限规定以及行政决定内容的衔接,把握非诉强制执行国家赔偿的范围、归责原则与国家赔偿法的交集与并集。

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本地化的体制性困境

农村流动人口不仅存在市民化问题,还存在本地化问题,这里从区域分割视角去讨论本地化问题,认为阻碍本地化的最根本因素是区域社会体制,主要有三类具体的社会体制,即唯利型生产体制、分离型消费体制和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唯利型生产体制(特别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本地化的基础,因为在这种生产体制下,他们不能在流入地获得稳定的就业,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流出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唯利型生产体制决定了分离型消费体制,而后者又强化了前者;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和巩固了分离型消费体制和唯利型生产体制,流入地政府之所以不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到其消费体制,主要还是出于对公共服务成本的考虑,而唯利型生产体制则为非均衡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反过来说,后者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前者。这背后的症结是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化成本,由此产生了三类阻碍本地化的体制。因此,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建立适应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开放性社会体制,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

体制与规训之外——明代苏州文人的绘画教育

明代科举教育十分发达,科举考试竞争也异常激烈。这一背景下的一些文人厌倦了规范化的考试,向往绘画等艺术活动。由于绘画活动本身是对体制化的科举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反抗,绘画教育也体现出业余和非体制化的特点。基于士绅家族的丰富的、多元化的教育资源是这种非体制化教育得以开展的保障。绘画教育在理念上强调学古和综合,强调考据、品鉴等理论活动和创作实践的一体。在明末、清初的政治动乱中,苏州文人绘画教育较之画院体制的教育更具生命力和持续性,从而促成了南宗文人画主导地位的形成。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高效的投资行为能够给企业创造价值,然而在现实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投资决策,导致非效率投资问题广泛存在。本文分别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探讨,将公司治理与企业内部控制放进同一框架研究二者对于非效率投资的不同影响,旨在进一步丰富非效率投资研究。

电视调解:融媒体时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媒体宣传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体制挺在前面”。目前我国正值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期,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大力发展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适应化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问题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人民独创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从创立之初便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电视调解节目作为人民调解的媒体宣传主阵地,较好地实现了化解社会矛盾、传播正向能量的作用。文章以大连《非常帮》节目和两届市民调解大赛为例,论证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电视调解的有效性,用数据说明电视调解的社会需求,并通过探究其在长达8年时间内如何始终保持节目经久不衰的原因,为电视法治节目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生存发展提供经验与思路。

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因素探讨

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因素探讨江小涓一、国有企业问题中的非体制因素很多国有企业严重亏损，陷入困境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人们正确地指出了企业制度变革对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导致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另一类重要原因，似乎认识的不足。这就是有相当...

中小学校长与教师互动现象探析

中小学校长与教师的互动呈现出体制化与非体制化互动现象。前者是基于中小学设置的组织机构和各种规范基础上的互动,它对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及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等起了较大作用;后者则是不限于正式组织及其相应规范而进行的互动,它能有效提升领导效能。学校的科层体制及松散结合的特点,使得校长与教师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些互动,也使得这些互动在学校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关于生产函数和科技进步

就当前有关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研究提出了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该领域有关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结果及其解释。最后 ,指出了现有研究难以深入的根源 。

民主制度最有利于腐败治理

以民主制度来反腐败,是人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公理和常识,然而近年来对此的质疑和挑战越来越多。虽然民主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但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揭示,作为当今世界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以选举竞争、权力制衡和法治等为途径,旨在约束公共权力,是最终有利于腐败治理的最有效的制度设计,而非民主体制因不能实现权力制约而难以应对腐败问题。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为一系列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实现对权力的控制。就中国而论,需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根本上治理腐败。

村委会与党支部的互动关系研究

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涵盖了农村传统的宗族势力、所谓的"黑金势力"以及新崛起的经济势力等等。既然是多种因素共存的复合体,必然会存在权力的博弈,村民自治选举结果就是这些势力的博弈,但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结束,而是转化为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代表的新博弈,是党支部和村委会"新关系"的开始。本文在引入"非体制精英"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处理村庄日常事务中的关系,试图对村庄选举之后的权力博弈进行梳理。

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原因透视

避开按体制性和非体制性两个因素进行分析的困难及其可能产生的混乱,得出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主要源于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及相关法制的不健全。

西方大国怎样应对重大国家安全议题

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历来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西方大国维护国家安全、处理重大国家安全议题的理念、战略、机制与方式不断调整,表现在高度重视自身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不断完善和加强国家安全体制建设、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重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断提升安全能力和拓展安全手段等方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与新时期中国自身的转型发展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客观上要求构建更加全面理性的安全观。西方大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许多做法及经验教训,可以为新时期中国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更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