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运营中的非典型用工问题及其规范

在我国,互联网专车是个新生事物。在用工方面,有三种运营模式,呈现出用工性质模糊、主体无形、从属性弱化、劳动关系多重、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不固定等特点。由于缺乏法规调整,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专车运营在用工方面存在用人单位、用工单位、用工关系的性质难以认定、专车司机的劳动权益易受侵害、用工风险的责任承担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完善立法,明确互联网专车运营等领域的非典型劳动关系的劳动法属性,详细规范互联网专车运营中的用工性质、用工责任以及专车司机的劳动权益等,以解决其用工不规范问题,保障专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专车的良性发展。

新时代非典型用工关系的定位与规制

随着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在劳动用工领域出现了一些用工灵活、从属性降低的非典型用工关系。这类用工关系法律关系性质模糊,法律规制缺乏。从非典型用工关系的内涵以及与劳务关系的区别看,其性质还是应该界定为劳动关系。为解决其规制问题,立法者需要在了解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域外规制的做法和经验。首先,采取将非典型用工关系纳入劳动法域调整的规制路径。其次,用劳动基本法规制涉及特殊用工方式、特殊用工主体的非典型用工关系,对涉及不同行业、领域的非典型用工关系则通过制定单行法规进行调整,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件的裁判思路与审理要点——以一起非典型用工关系案件为分析样本

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件,特别是涉及非典型用工关系案件中,存在裁判思维不明晰、认定标准不统一、审理要点不突出等显著问题。为此,应当以实践中出现的裁判问题为导向,全面准确把握法律规定,充分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地位、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结合具体案情和平衡各方利益作出恰当认定。审理时应当注意该领域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根据个案的不同恰当处理举证责任的细化分配和在当事双方之间的转移,同时关注到确认劳动关系裁判对劳动者后续维权的影响,特别是在否定劳动关系后如何具体认定承包发包关系与承揽关系等的区别,以此确保为劳动者维权肃清障碍,同时确保不对用人单位施加法外之责。

非典型性用工关系的员工激励管理对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渐趋于多元化,劳动关系越来越复杂,用工形式不断丰富,非典型性用工关系渐渐出现,其规模也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灵活多变的用工选择,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从非典型性用工的概念和形式出发,通过对群体特征的分析,了解非典型性职工群体薪酬激励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的建议,以期对非正式员工进行有效激励。

由疫情而生之“共享员工”模式的劳动法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所催生的“共享员工”用工模式,表面看其属企业间合作的民事领域,实却是一种具有劳动法属性的非典型用工方式,且其承载多重用工任务,疫情结束后可行性不高,还存在诸多法律风险,需予规制以引导其健康发展。

德国告别标准劳动关系了吗?

20世纪末期,标准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收入的降低成为德国劳动法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直指标准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稳定生计的核心功能。与此同时,非典型用工呈现上升趋势,加之老龄化、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新挑战,德国似有告别标准劳动关系及放弃劳动法与社会法规范之象。然而,无固定期限的标准劳动关系不仅是劳动者与雇主之间法律关系的命脉,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法体系的逻辑起点。对德国而言,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如若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劳动关系与巩固社会保障,不仅不应告别标准劳动关系,而且必须由劳动法与社会法保障的标准劳动关系继续发挥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