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刑罚处罚方法之功能探析与体系完善

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可界分为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和行政机关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功能缺陷,为弥补功能缺陷,应完善其体系,增加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教育矫正是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应有的功能,现有的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稀少,难以有效发挥教育矫正功能,应当增加其种类;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对象、适用原则上均有不足,需要完善。行政机关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有悖法理,应将行政机关适用的部分非刑罚处罚方法植移入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之中。

应对微罪之非刑罚处罚方法探究

我国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是指依法对实施微罪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实体上的处罚,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刑法》第37条应被理解为独立的免罚事由。针对司法实践中非刑罚处罚方法长期低效运行的现状,立法上有必要增设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以实现刑事制裁方法的多元化和轻缓化;司法上,应转变有罪必罚的传统报应观念,确立刑罚谦抑性和最后性的理念,对于实施微罪、可不予刑罚处罚的犯罪人尽量优先选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充分发挥非刑罚处罚方法对实施微罪的犯罪人之惩治和教育功效,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非刑罚化。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非刑罚处罚方法论要——以赔偿损失为视角

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呈现出变异性的。正如刑种的演变是时代的缩影一样,非刑罚处罚方法也是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标志。法治社会赋予了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人性化特征,未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不断进步,文化国必将取代现在的法治国,公法私法化、刑法民法化将是法制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非刑罚处罚方法也必将成为主要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

非刑罚处罚方法价值新探

非刑罚处罚方法作为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具有诸多重要的价值。非刑罚处罚方法不仅有助于引导整个社会转变犯罪观念和刑罚观念,而且是一种有效率惩罚犯罪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提高人权保障质量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非刑罚处罚方法对于提高犯罪惩罚效率和保证刑罚体系开放性具有重要意义。

对非刑罚处罚的实践性思考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非刑罚处罚方法和措施，这是党和国家轻缓的刑事政策的体现，也是符合国际刑罚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受重刑主义传统刑罚思想影响，非刑罚处罚方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这种好制度成为虚置。

中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作出了特殊规定。中国目前有必要以这些规定为参照,完善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措施。就刑罚措施而言,需要明确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宣示监禁刑的慎重性适用;而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则需要以专条、专节的形式,改造现有方法,增设新的种类,建立形式多样、轻重有序、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强化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严格适用免除刑罚规定——兼谈对刑法第37条的理解

免除刑罚的适用必须遵循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法规定为准绳的原则,正确选择多功能从宽量刑情节,充分考虑适用免除刑罚的必要性。刑法第37条是关于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概括规定,在不具有具体的免除刑罚情节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依据该条规定对被告人免除刑罚,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论对免除刑罚的正确适用

免除刑罚的适用必须遵循“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法规定为准绳”的原则，正确选择多功能情节，充分考虑免除刑罚的必要性。刑法第37条是关于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概括规定，在不具有具体的免除刑罚情节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依据该条规定对被告人免除刑罚，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论对免除刑罚的正确适用

免除刑罚的适用必须遵循“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法规定为准绳”的原则，正确选择多功能情节，充分考虑免除刑罚的必要性。刑法第37条是关于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概括规定，在不具有具体的免除刑罚情节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依据该条规定对被告人免除刑罚，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刑法修正案(九)》禁业条款性质分析——以法律解释方法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规定,在刑法第三十七条中增加关于职业禁止的规定。从法律解释方法的角度分析,此条款是对非刑罚处罚的补充。这一规定逐步扩张了非刑罚处罚方法的适用范围,是对原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补充,使得刑罚方法与非刑罚方法的衔接性进一步增强,促进了刑罚体系的完善。

中国刑罚轻缓化探析

刑罚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主流,它不但能够有效地遏制犯罪,而且在争取罪犯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研究刑罚轻缓化问题对于有效预防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醉驾”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及完善

运用不起诉裁量权分流"醉驾"犯罪案件既能发挥刑事司法程序的调解功能,解决我国刑法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惩罚过度问题,也能增强检察机关转处和在法庭之外处理案件的能力,提升刑事司法系统打击犯罪的整体水平,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和"醉驾"案件高位徘徊、司法机关办案负担有增无减之间的矛盾。针对相对不起诉在分流"醉驾"犯罪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借鉴荷兰的刑事处罚令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醉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完善"醉驾"不起诉制度体系。

刑事责任的理论突破——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二元图景之构建

将刑事和解引入刑事实体法并不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入手,实现刑事和解与刑事责任的对接,对于推动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犯罪固然是侵害法益的行为,然而有的犯罪直接侵害的是公民的法益,而有的犯罪直接侵害的是国家的法益。对于直接侵害公民法益的犯罪,不分案件的大小,适用刑事和解的责任方式,对于直接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直接适用刑罚的责任方式。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背景下专门学校的司法化改革

专门学校的既有贡献彰显出其独特效价,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其生源骤减的窘境。健全的少年司法非刑罚处遇体系是少年司法先进、完善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然而,处于深入改革、完善时期的我国少年司法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却存在诸多缺陷。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司法程序,执行场所、执行机关和执行期限,"专门学校学生"记录封存制度的角度,将专门学校纳入少年司法体制,是解决两者困境的必由之路。

海峡两岸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之比较

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是刑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都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但是无论是对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者实施危害行为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还是对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之未成年人犯罪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两岸相关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台湾地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规定得比较具体,在刑罚种类和刑罚裁量的适用等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对大陆刑法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立法缺陷与完善——以生态法益为研究视角

在环境犯罪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生态法益迫使人们不得不加以重点保护,法治模式是保护生态法益的有效途径。传统刑法忽视生态法益,在刑法典中应当将环境犯罪独立成章;以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为例,在具体罪名中有些罪的定罪要件与司法认定上存在问题;在处罚方式上采用单一的刑罚处罚方法对恢复生态不利,应当增加非刑罚的处罚方式。

谈谈免予起诉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意见

免予起诉（以下简称免诉）是检察机关对于构成犯罪依照刑法规定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被告人实行的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这是法律赋于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实践证明,免诉运用得当,既可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又可以迅速结案,避免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我国刑法中从业禁止规定之刍议

作为非刑罚处理方法之一,从业禁止是一种以行为人的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作为适用根据的预防性措施。从业禁止中的"职业"缺少刑法性标准,其应当是有较高的行业标准或者涉及广范围公共利益的职业,并可与刑法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涉及的职业内涵相对应。"被判处刑罚"不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除外。公安机关对违反从业禁止的人的行政处罚权缺少合法性依据。但应当肯定,从业禁止刑法化严密了行政性规范和刑法制裁体系的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