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几个理论问题——概念、结构与社会学分类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弱势群体绕开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试图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和手段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进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社会行为。按照利益表达的"组织—结构"理论模式,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内容及方式无法与政治系统的既定结构有机对接,属于"无结构"表达。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无效性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相对有效性是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发生的逻辑起点。根据表达的方式和手段,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主要有舆论表达、身体表达和暴力表达三种社会学类型。作为一种政治过程,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结构既包括由弱势群体个人、群体以及弱势群体社会组织构成的表达主体,也包括由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对象权威性接受机构、协调性接受机构和导致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利益攸关方构成的表达客体。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我国居民诉求表达形式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大量的利益诉求表达。个体在利益受损时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制度化的诉求表达形式,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力水平以及社会治理能力。因而,对于诉求表达形式的研究最终应以如何实现向制度化表达形式的转向为归宿。本文基于“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在考量社会结构因素对于个体不公正经历影响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个体在经历不公正对待时选择诉求表达形式的逻辑。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事实上存在的多维二元结构,社会中个体在经历不公正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其二,收入、户籍、是否为流动人口、所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社会结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诉求表达形式的选择。其三,对于群体间冲突以及社会问题的感知增加了个体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非制度化渠道进行诉求表达的可能性。其四,对政府效能的积极评价对于制度化表达形式的选择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发现,文章认为我国诉求表达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在充分考量社会转型特殊背景的情况下进行,而消除现实存在的多维二元结构、谋求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能力、提升政府的诉求回应能力等是促进诉求表达形式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向的有效途径。

当代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问题研究

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利益表达呈现出比较规范化、程序化的基本趋向,有序利益表达的格局逐步形成。但是,受自身主体性条件、国家制度供给和保障以及基层政府传统治理体制和方式的影响,越级和集体上访、群体性申诉、"庇护型"诉求表达等非制度化参与现象也很普遍。为此,应切实从利益表达的主体、客体、制度和载体等层面构筑起一个公平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博弈平台,引导、规范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发生逻辑

本文阐述了互联网时代大学生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发生逻辑:"叙事者"和"看客"、"意见领袖"、"问题化"和"情感共鸣"等,揭示了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中各方参与者的表现和作用。

政治机会结构视域下公众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发生机理——基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分析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无法通过组织化利益表达途径的情况下,采取制度之外的非规范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的利益表达形态。基于制度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互动的分析框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构成了发生学意义上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重要分析工具。封闭的环境决策体制、精英联盟对抗议议程的建构、媒体的情绪化传播以及地方政府的不当回应为公众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政治机会,共同引发了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发生。

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政治系统分析

近年来农民工通过静坐请愿、阻塞交通要道、跳楼等方式进行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事件不断见诸媒体。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可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来分析,即将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以期通过各种途径转化为政策输出,从而影响政治当局的权威性价值分配。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实质上是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工群体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现象盛行,其根本原因为当前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效能有限。拓宽人大、信访、工会等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数量与容量,是解决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措施。

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的理论之争

弱势群体社会抗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理论源头的"外来性"与"异域性",使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长期面临来自不同层面的理论之争。在理论归位方面,存在着"抗争性政治"与其他解释框架的本体论分歧;在表达范式方面,面临着"法律—政策"和"伦理—道德"的范式竞争;在归因分析上,存在着"主观—情感"和"客观—制度"之间的框架分歧;在治理路径上,出现了"国家行动"和"个体能动"的路径差异。理论之争不仅表明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共识未成、分歧犹在,而且也昭示着深化和完善这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学界应在核心概念建构、理论创新、研究精细化以及拓展研究视域等方面作出新的学术努力,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本色、时代特色的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理路体系。

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表现形式、产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利益冲突逐渐显露,社会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自然呈现出一种高发的态势。当前,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有这几种形式:沉默的羔羊:"忍气吞声型";弱者的武器:"日常抵抗"型;群体性申诉:"维权抗争型";利用私人关系:"依附—庇护"型和借助公共舆论媒介:"创意维权型"。制度化渠道不通畅、弱势群体维权意识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理念偏差和网络舆论的助推,是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产生逻辑,其治理路径应从完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培育完善弱势群体自身的利益表达组织、规范和引导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方式和转变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等方面进行。

目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及化解之道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民群体在以理性、合作、平和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的同时,由于农民自身素养与日益增强的利益表达意识不相匹配,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梗阻以及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等,部分农民也采取了一些非制度化信访、以身抗争等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化解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亟须提升农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主体素养,疏通与创新农民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转变政府职能,塑造服务型基层政府、法治基层政府。

表达权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当代社会,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现实中公民表达自由的充分实现尚存在诸多制度限制和障碍,其结果是非制度化表达逐渐成为现阶段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策略性选择,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非制度化表达的极端表现。因此,正视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认可多元社会公民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为之构建制度化的表达机制,或是一种妥善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可行路径选择。

表达权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探析

当代社会,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现实中公民表达自由的充分实现尚存在诸多制度限制和障碍,其结果是非制度化表达逐渐成为现阶段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策略性选择,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非制度化表达的极端表现。因此正视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认可多元社会公民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为之构建制度化的表达机制,或是一种妥善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可行路径选择。

利益视角下的群体性行动研究

群体性行动的实质是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产生的原因在于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阶层固化阻碍利益的实现、权力越界致使利益受损等。其治理必须通过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共享改革红利、破除固化藩篱构筑有序流动社会、规范政府权力维护公众的合法利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