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中国出口产品往往面临量高而质低的困境,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往往只能定位在较低的价格。本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所得的微观数据,从产品层面出发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结合行业层面间接融资渠道测度的金融发展指标,运用非参数分位数面板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非线性异质影响且影响模式显著不同,在高分位处呈现“倒N型”特征;(2)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差异化的最优金融发展水平,并随分位点下降而降低;(3)非东部地区、高技术产品的质量对金融发展的敏感程度更高,而对低分位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结论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宏观调控应考虑到企业自身产品质量水平影响。

金融化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结合海关数据库与CEPII的BACI进出口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金融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异质影响,发现:(1)金融化对出口复杂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在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初期,金融资产对复杂度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随着金融资产增加逐渐呈现促进效应。(2)金融化对出口复杂度存在异质影响,低分位点企业随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呈现U形特征,而高分位点则表现为倒N形挤出特征。(3)金融化对国企出口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要强于总体水平,对非国企的促进效应则强于总体水平;金融化程度较低时,对高技术企业影响呈现出较强抑制作用。对非高技术行业,在追赶效应影响下更多发挥“蓄水池”作用。研究结论为通过选择合理的金融化水平,达到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制造业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升级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8年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选用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升级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升级影响的拟合曲线具有非线性特征,大致呈“倒U形”,说明企业影子银行活动存在最有效规模;(2)位于不同分位点企业影子银行化存在显著异质性,表现为:企业层级水平越高,拟合曲线曲率越大,即敏感度越高,影子银行活动的最有效规模越低;(3)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影子银行化最优规模也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最优点高于国有企业,并且低分位点非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促进作用;(4)适度的影子银行活动会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从而有利于企业升级,而过度的影子银行活动则会加强融资约束不利于企业升级。

出口企业的金融化与产品质量:挤出抑或蓄水池

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出口产品数量极大却普遍质量偏低。同时,大量出口企业不断突破主业企图通过金融投资获利。为探究出口企业金融化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影响模式,本文使用2000~2009年海关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所得的大量微观数据,运用非参数分位数面板实证分析发现:(1)出口企业金融化对产品质量呈现出非线性影响,且在中高分位点处存在最优金融化水平(分别为0.4857与0.4361),使产品质量达到最大化;(2)出口企业金融化对产品质量呈现出异质影响,在高分位点处,过度金融化更多表现为倒U形挤出特征,而在中低分位点处更多表现为蓄水池效应;(3)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创新投资,本文使用2009—2017年企业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发现:(1)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存在"倒U型"非线性特征,存在适度金融化水平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最大化;(2)金融化在不同分位点存在显著异质效应,表明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不同影响模式;(3)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在高分位点对金融化的敏感程度更高,随分位点提高最优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低分位点的企业更多表现为抑制作用,表明缺乏创新投入的企业利用金融资产进行套利的动机更为强烈。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不应盲目追求金融化程度,应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为通过选择合理的金融化水平达到提升创新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产融结合与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关系及异质性影响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使用2008—2017年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更加真实地捕获产融结合及其融合方式对研发投入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结果发现:(1)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呈现"N"形非线性影响特征,存在最优产融结合水平实现企业研发投入最大化;(2)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异质影响,研发投资较高的企业随产融结合程度提高更多表现为套利动机下的研发挤出效应,而研发投资较低的企业则更多表现为研发促进效应;(3)产融结合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不同影响,与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相比,企业持股上市金融机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敏感。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应选择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的产融结合水平,同时,本文为通过选择合理的产融结合水平与方式进而达到研发投入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投资收益高企,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突破主营业务向金融领域渗透和扩张,产融结合程度不断加深。本文选取2006—2018年国际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及条件概率密度函数,结合理论机理分析,探究了制造业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投入强度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产融结合带有不同类型国家宏观金融发展与创新投资之间关系的趋同特征。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企业产融结合影响研发投资主要表现为“U型”促进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倒U型”挤出效应,且存在最优产融结合水平。(2)随着企业研发水平提升(对应分位点提高),发达国家产融结合水平的影响拐点向左偏移,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拐点向右偏移,同时研发投入强度对产融结合变化的敏感程度变大。(3)中高等研发密度的高科技企业产融结合主要表现为研发促进效应,中低等研发强度的非高科技企业则主要表现为研发挤出效应。借鉴本文研究,中国企业产融结合程度应与自身研发投入水平及宏观金融发展相适应,为通过选择合理产融结合水平达到提升研发投入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政策迎合能否兼顾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操纵与生产率

制造业企业通过研发操纵迎合政策门槛值,可以获取税收减免等政策性优惠,但刻意的研发操纵行为却不一定带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本文基于2008-2018年ACF法测算的微观企业生产率数据及B-样条基函数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更加真实地捕获研发操纵对企业生产率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结果发现:(1)研发操纵对企业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研发操纵不断增加,会抑制企业生产率。(2)研发操纵在不同分位点存在显著异质效应,在低分位点处对研发操纵敏感程度更高,即企业生产率水平越低,研发操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显著。(3)非国有企业更有动机进行研发操纵,且对生产率负面影响更显著。此外,研发操纵对不同地区或技术类型企业生产率影响不同,其中对高技术类型、中西部地区负面影响更显著。(4)研发操纵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中国企业不应盲目研发操纵,应与自身生产率密切结合,为适度研发操纵提升企业生产率目标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