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要件及其修正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尚未得到有效根治。作为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违法犯罪活动,其触角已伸入到社会上许多行业和领域,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为此,"两高院"先后联合公布、印发了《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部分意见,从而更加有利于打击日益猖獗的商业贿赂犯罪。然而,此两次仅是有关罪名的改变和部分法律的适用,该罪构成要件并未明确改变。为了加强经济刑事立法,规范刑事执法行为,尚需进行犯罪要件修正,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这有利于开创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建构惩防职务犯罪长效机制。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针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将该条罪名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反映出了该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新特征:淡化刑法对法益保护中的公权性质;扩大职务行为的非管理化;充实"以个人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立法旨意。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当前,我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及其预防与惩治

在学理上,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对应的概念,但与作为传统职务犯罪的后者相比它与公共权力的关联度不大,又是我国刑法学上较晚出现的类罪,因此以往人们对其有所忽视。然而,这类犯罪在经济经营领域的危害极大,且常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密切相关。文章阐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构成特征,通过对其犯罪危害性的实证分析,强调应重视防范,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和惩治措施。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探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要是经济经营领域的腐败犯罪,我国刑法、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表明,它是以侵犯单位的正常管理制度、公平竞争和正当交易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客体、以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利用职务之便或者违背职责为行为特征、以刑法第163条为引领罪名的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对应的概念。探讨这类犯罪有利于在司法实务中惩治职务犯罪,保障市场经济秩序,遏制腐败,完善防范机制。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渊源及其沿革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对应的一个学理概念,但与后者相比它与公共权力的关联度不大,又是我国刑法学上较晚出现的一个类罪,因而人们对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以往学界和实务中亦相对轻视对它的预防和惩治研究。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法渊源及其沿革的梳理,展现其存在的立法佐证,以使人们重视对这类职务犯罪的防范以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在刑法上的范围的研究。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我国刑法缺乏明确规定,学界观点不一。根据我国刑法现行规定以及身份犯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及共同实行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分析与评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最高司法解释根据该修正案的内容将本条规定的罪名确立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结合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所规定的内容对"两高"所确定的罪名进行分析,对修正内容与新立罪名之间在衔接和协调上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初步的探讨是有现实意义的。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定罪数额标准的重大修改——新《立案追诉标准(二)》评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2年4月29日联合发布的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重大修改,即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罪的定罪数额采用了相同的标准。立案标准就是定罪标准,立案标准的下调是对“两高”《解释》所规定的过高定罪标准的纠偏,有利于体现立法精神,有助于实现平等保护原则和刑法结构的合理化。新《立案追诉标准(二)》只能适用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后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对于2021年3月1日之前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不具有溯及力。对于根据1997年《刑法》构成犯罪,但“两高”《解释》已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新《立案追诉标准(二)》实施后不能再追诉。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之刍议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构成受贿罪共犯的观点,虽然缺乏刑法依据,但已成为理论界的“通说”。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即依据共同犯罪主体的扩张性,非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笔者认为,理解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必须结合刑法分则关于各具体犯罪的规定来进行,由此得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的结论。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的司法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六)》)第9条将原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至"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主体的扩大并没有解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的争议,本文针对几类在司法实践中多发性的商业受贿主体认定中存在的争议进行探讨。同时,对与主体相关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且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罪数认定进行探讨,以期使《修正案(六)》第9条在适用上更具有可操作性。

论教师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行为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所有雇佣职业人员。公立和非公立教育机构的教师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是该罪的适格主体。实践中,教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要表现为利用教学管理活动的职务便利,收受学生或其家长财物数额较大,为其谋利益的行为,而非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最高司法机关应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教师前一行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性质,予以打击遏制,维护教师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维护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学管理秩序。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美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集中滋生于商业交易与经济往来环节,行为主体非法利用职务便利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应当结合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财物的主观内容与客观基础判断受贿性质。应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法条关系的角度进行联动分析,将受贿且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认定为两罪,实行数罪并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界定

2007年11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将《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所规定的罪名确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有哪些?是否包括医疗单位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干部)人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本文中,笔者欲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方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探讨。

新罪名司法解释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评析

我国《刑法》新罪名司法解释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存在不符合构成要件、不当扩大犯罪主体外延、没有体现犯罪本质和与刑法罪名体系不协调的问题,值得商榷。我国《刑法》应当建立公务受贿罪、业务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的贿赂犯罪体系,并且重定贿赂犯罪的罪名,分别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共犯——兼谈新刑法废除受贿罪共犯条款的立法理由

97《刑法》对 79《刑法》及《补充规定》中有关受贿罪的规定作了重要修改 ,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共犯问题 ,97《刑法》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非国家工作人员仍可构成贪污罪的共犯。立法上的这一差异 ,主要是基于两罪客体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在犯罪中的作用的区别 。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预防与惩处档案研究

2012年2月16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国际级足球裁判黄俊杰7年、陆俊5年6个月、万大雪6年、周伟新3年6个月的徒刑,对此次量刑,著名青年法律学者、律师郝劲松表示：“判得太轻,犯罪成本过低,让后来者依然心存侥幸。”

互联网企业商业贿赂犯罪及其防控——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例

以互联网行业为代表的商业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增强。通过对2011年以来的74件互联网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在犯罪现象方面,网络商业贿赂犯罪主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等特征,危害行为主要发生在运营环节,危害结果较为严重,商业贿赂平均金额为78.9万元。在犯罪原因方面,网络商业贿赂犯罪因素包括个体因素、企业因素、行业因素、社会因素等;较之于公务贿赂,网络商业贿赂犯罪总体上非法获益高,但犯罪成本和被发现概率较低;互联网企业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廉政监管资源投入不足;互联网行业的高迭代性、高竞争性,导致新兴行业监管规则长期存在"空窗期";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社会监督作用高度受限。在犯罪对策方面,建议建立多主体合作、多策并举的网络商业贿赂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商业贿赂法律规范体系,开展网络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行政指导和观念引导,特别注重探索制度预防、组织预防和技术预防的犯罪预防新机制、新手段。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成为贪污罪共犯的思考

现阶段，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打击的犯罪形式，非国家工作人员同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实施贪污行为也屡见不鲜，本文旨在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论证自己的观点：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贪污罪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