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市场理性”吗——来自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证据

国企“降杠杆”实现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优化国企资本结构决策的关键在于能否加速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回归。本文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视角,手工搜集整理2007-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企前十大股东多维治理的独特数据集,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理论模型,系统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内在关联。研究结论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混改国企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其基于正式制度的股权治理和高层治理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作用机理方面,基于“经理人观”与“政治观”,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主要通过“完善高管激励机制”提升混改国企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预算软约束”虽然也是国企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慢的诱因,但非国有股东对此暂未起到显著的修正作用。影响因素方面,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随行业竞争和经济区位不同而有所差异,应积极贯彻国务院“分类混改”总体方针提高改革效率,也应聚焦“双向混改”关注国有资本入股对非国有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此外,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还能显著降低资本结构偏离度,在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同时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本研究结论丰富了混改政策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领域的文献,有利于引导混改国企在实践中完善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作用。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基于“双向混改”情境的研究

本文使用手工整理的2007-2018年国有A股上市公司非国有股东独特数据集,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构建非国有股东治理参与度指数,分析并检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境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够提高国有企业并购决策效率和并购整合能力进而提升长期并购绩效。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分别促进和抑制了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长期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此外,基于双向混改情境的对比研究发现,两种情境中异质性股东参与治理均能提高企业长期并购绩效,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本文拓展了非国有股东治理效果和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8—2017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具体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可以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行业竞争程度对非国有股东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非国有股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显著;(3)与非国有股东持股相比,非国有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更重要;(4)非国有股东可以通过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提高研发创新投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提升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并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3~2017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层面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竞争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显著提升国企的创新投入,其中相比于非国有股东持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以及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中。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股东治理与创新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提高国企的创新能力,推进国企混改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

本文以2013―2018年度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治理和董事会治理两个维度探讨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与国企创新显著正相关,即非国有股东股权治理程度和董事会治理程度越高,国企创新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府放权意愿高和一般商业类国企中,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在股权结构层面进行"混",更要在董事会结构层面实现"合",以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的优势,提升国企创新水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

新一轮国企“混改”把引入民营股东参与治理作为改革重点,但鲜有研究关注非国有股东参与决策和治理的短期动机及长期效果。本文手工搜集并整理了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数据,实证研究“混改”中非国有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前提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检验后依然显著。当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以及所处行业的行政准入门槛较低时,上述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缓解国有企业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提高管理层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增加与高效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性投入以及缩减跨行业的非关联性并购业务是非国有股东治理促进国企创新的主要渠道。可见,董事会内异质性董事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增加了国企的创新产出和长期竞争力。最后,本文提出了改革应为民营股东构建稳定合理预期、设定民营股权进入退出时间表等避免短视行为的政策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吗?

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利用2008—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对高管腐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行政层级和行业竞争程度对上述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并不能减少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只有当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治理才会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产生显著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仅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在中央企业和垄断行业中该作用并不显著。最后,本文就如何更好地治理当前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ESG表现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1-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治理和董事会治理两个维度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可有效提升国企价值,且股权治理和董事会治理均对国有企业价值有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通过改善ESG表现来提升国企价值。异质性检验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价值的提升效应主要见诸于商业竞争型国企和大型国企。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实现国企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公司治理与财务困境预测

本文在分别借助因子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对公司财务指标和治理因素进行统计处理的基础上,构造并实证检验了用于预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两大模型,即仅是包含财务信息与融合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因素的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作为通过了非参数检验的公司治理因素之关键特征变量——第一大股东派出董事比例,不但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包含该变量的预测模型的回判和预测准确率。因此,公司治理信息应当是利于预测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可能发生财务困境的重要因素。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典型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公司法学上主要指有关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的制度体系。世界各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早期基本上实行股东会中心主义 ,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盛行 ,当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当代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大陆模式 ;

中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缺乏实质进步

对上海、深圳和香港等地上市公司中按市值排名的前100家企业的研究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基本停留在“表面文章多，实际作为少”的阶段，董事会对企业管理的参与度尚待加深，而监事会的权力空间有限，实际管理效果不够理想。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期望落差与国企创新

我国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09—2019年间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考虑了期望落差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得出:非国有股东具有董事会权力在提升创新投入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创新的产出水平。随着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适度增大,这种促进效应更为明显。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不仅可以保证国有企业创新规模,还进一步提高了创新质量,但期望落差会削弱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创新水平的积极作用,此结论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国企混改背景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本文以2009-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和委派董事数据,计算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情况,以此考察其对国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逻辑,我们发现非国有股东仅仅委派董事并不能改善国企会计信息质量,只有超额委派董事(即控制权超越股权),才能有效地提升国企会计信息质量,而且这种提升在央企和市场化程度较好的地区比较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还能向资本市场传递特质信息,并抑制负面消息积累,有效地降低了国企股价同步性和崩盘风险。该研究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研究领域进行了视角、内容和变量的创新,其结果为国企混改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治理型公司模式下治理机制的研究

许多公司开启了转变公司治理机制的的路线,他们开始强调组织的有效性,董事会应当尽早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以应对随时发生的危机。文章将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并结合民生银行的机制改革进行经济分析,研究新型治理模式的可行性。

股权分置改革下的公司治理

股权分置是我国证券市场独有的现象,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的必经之路。股权分置政策在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初期使国家通过低成本控股的方式,牢牢地掌握了上市公司的经济资源,使得在新的企业形式中,企业的运行方式不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冲击,在保持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成熟,股权分置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在诸多方面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要彻底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就必须以公司治理为中心进行改革。同时,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加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看如何完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内部制衡机制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内部制衡问题是股份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大中小股东的投资是股份公司资本最重要和最本质的来源,没有中小股东的信任和支持,股份公司就会失去壮大发展的力量之源。本文拟从实现和加强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在坚持“资本多数决”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借鉴先进国家、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探讨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完善股份公司股东的内部制衡问题,旨在通过这套法律制度提高中小股东对股份公司决策、经营的参与机会和发言机会,从而激发中小股东对股份公司的投资热情和信任感。

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产权制度改革，改变企业产权性质，把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转变为非国有企业。第二层含义是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

国企混改中的治理机制非对称性与风险承担

本文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的逻辑出发,以我国2008—2021年沪深A股混合所有制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非国有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的风险承担发挥了促进作用,且超额委派董事比例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在政府放权意愿较高、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较小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缓解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提升高管的薪酬激励,从而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了企业未来一年和未来两年的企业价值。本文为非国有股东从董事会层面深度参与治理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新时代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SG研究员魏亦希在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规范公司治理 促进投资者保护”专题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促进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大家好,我是易方达基金研究部的ESG研究员,感谢投服中心的邀请。今天与大家分享易方达在参与公司治理领域的理解与实践。所谓参与公司治理,是指投资者通过合理地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参与到公司的治理活动中,比如,在公司股东大会中行使投票表决权,在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流过程中就部分问题展开讨论、合理地提出建议,甚至提名公司董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