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利用2008—2022年上市国有公司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研究机制作用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低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期望落差与国企创新

我国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09—2019年间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考虑了期望落差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得出:非国有股东具有董事会权力在提升创新投入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创新的产出水平。随着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适度增大,这种促进效应更为明显。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不仅可以保证国有企业创新规模,还进一步提高了创新质量,但期望落差会削弱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创新水平的积极作用,此结论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促进国企创新吗?

本文以2008—2019年完全竞争性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如何影响国企创新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超额委派董事对国企创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在更换了自变量与因变量衡量方法,并采用PSM法、工具变量法以及滞后一期自变量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主要通过发挥监督治理和信息传递功能以提高国企创新积极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还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企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法治环境较弱、政府与市场关系较紧密的地区更加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新一轮国企混改不能仅停留于以往股权层面的多元混合,更应注重董事会层面的治理改革,以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独特优势。本文对新一轮国企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并为董事会结构治理、国企创新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权力动态配置下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新《公司法》在公司机关权力配置上偏重董事会,有限地确立了董事会中心主义,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方面,对剩余权力的归属规定阙如;另一方面,未有针对性地回应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治理需求。对此,应当充分利用《公司法》的留白和任意性规范所营造的规范自治空间,按照“常量经营权+变量剩余权”的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构建适应性品格突出的中国式董事会中心主义。具言之,允许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等封闭公司的权力中心上移,由董事会向股东会让渡部分经营管理权,以提高决策效率;在以上市公司为典型的公众公司中下沉权力中心,将董事会的部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至经理层,构建监督型董事会。这一职权配置模式在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同时,也能够兼顾不同规模公司的治理实际。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权力问题研究——从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决定利润分配权一案谈起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权力来源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除了专属于董事会的管理公司的权力外,在某些情形下,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将《公司法》中本属股东会的权力转让给董事会。但是,有些权力即使股东会已经授予董事会,也应当视为二者共享此项权力,且股东会决议具有优先性。利润分配方案的决定权在我国《公司法》中规定为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但其性质上应属于管理公司的权力,故此可以授予董事会行使。

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

依循传统的代理、信托或委任说,股东会就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做出决议董事会必须执行,股东会甚至可以径行做出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决议。我国《公司法》"董事会必须执行股东会的决议"的规定即顺承了这一逻辑。然而,依据公司合同理论,股权只是公司这一合同联结体的诸多"投入"要素之一,公司资产上附着了大量的利害相关方的请求权,股东享有制定、修改章程的排它性权力,并不意味着股东可以像所有权人那样处分公司资产。借鉴域外立法例,股东不得以普通决议就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做出决议。建议删除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而代之以规定"除法律和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享有经营公司的全部权力",同时删除该法关于经理的职权规定,而将其委诸董事会聘任经理层的聘任合同。

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

从 1 9世纪到 2 0世纪 ,各国的公司法都经历了削弱股东大会权限 ,强化董事会地位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非意味着“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机关的分化不等于股东大会丧失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同时 ,经营者控制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立法的本意。

分权之道: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授权管理

于公司董事会而言,分权还是集权,取决于业务发展和公司管治的需要;而授权事项入章,分权权责清晰,行权合规高效,有助于提升董事会治理绩效。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公司股东会、董事会、高级管理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内核和公司科层组织的形态,必然面临着公司决策权和管理权的分配问题。上市公司是公司治理较为复杂的组织形态,公司权力的分配问题也更为复杂和敏感。

公司治理结构下权力制衡机制的研究——基于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格局下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格局的分析,来研究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平衡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地位。

对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权力配置的反思

股份公司股东的流动性和分散性要求公司经营权必须高度集中。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会与股东会之间的权限定位不准确 ,划分不明晰。针对现有制度的局限性 。

日本企业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权力弱化

一、形式化了的日本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根据日本的公司法,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除了一些特别重大的决策,譬如有关公司性质的根本转变、股息支付、董事的奖金等决策必须由股东大会作出以外,董事会可以作出其他有关公司事务的各种决策.这一点完全与美国的公司法相同.日本的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出席股东大会的三分之二的股东要求撤换董事,那么就可以撤换.而美国的公司法规定,在董事任职期间,若提不出理由,一般不得撤换.这样看起来,似乎日本公司的股东要比美国公司的股东拥有更大的权力.

君子和而不同?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 国有企业董事会异议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引入非国有资本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但现有研究缺少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如何影响董事会决策的内在机制研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增加国有企业董事会异议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董事会异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府干预难度、行业竞争程度、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且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增加董事会异议提升国有企业治理绩效,从而实现“君子和而不同”的效果。本研究厘清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董事会内部决策过程及影响机制,能够为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董事会中心主义神话破灭后的董事会角色定位: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董事会角色定位是《公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建议超越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与总经理中心主义之争,重构基于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董事会制度,确认董事会是公司业务执行机构,并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或总经理的中心主义均有悖信托关系与代理关系的基本逻辑。董事会职权不源于天授神赐或立法者恩典,而是源于股东委托授权。董事会(经理人)中心主义仅是美国大公司经历的三大治理模式之一。畸形的两权分离模式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并非全球公司的标配模式。在不剥夺或减损股东会固有法定职权的前提下,章程可视公司具体情况适度扩充或缩减董事会职权。董事会职权的法律规定是任意性规范。章程与股东协议可限制董事会职权的范围与行使方式,股东会有权推翻董事会的不当决策,但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股东会特别决议可要求董事会实施或不实施特定行为,但这不导致董事会在特别决议作出前已实施的行为无效,也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限制董事会的章程、股东会决议只要在公司登记机构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自动对抗任何相对人。

基于风险视角的董事会相对权力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研究

利用2004-2012年928家深沪上市公司9年8 352个年度样本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从董事会治理风险的角度,验证了董事会相对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调节作用时,董事会相对权力同产品市场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股东会,请将更多权力授予董事会

如果我们的公司法制还想要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一世界潮流的话,那么无论是针对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其实都有必要放松管制、鼓励授权、减少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限制按照通常的认识,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关,享有公司经营管理与财产分配等事项的最终权力。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研究

文章阐明了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不合理，不科学的状况，主张强化董事会的权力，弱化股东大会的权力，构建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权力结构模式。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8—2017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具体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可以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行业竞争程度对非国有股东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非国有股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显著;(3)与非国有股东持股相比,非国有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更重要;(4)非国有股东可以通过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提高研发创新投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提升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并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

本文以2013―2018年度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治理和董事会治理两个维度探讨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与国企创新显著正相关,即非国有股东股权治理程度和董事会治理程度越高,国企创新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府放权意愿高和一般商业类国企中,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在股权结构层面进行"混",更要在董事会结构层面实现"合",以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的优势,提升国企创新水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

新一轮国企“混改”把引入民营股东参与治理作为改革重点,但鲜有研究关注非国有股东参与决策和治理的短期动机及长期效果。本文手工搜集并整理了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数据,实证研究“混改”中非国有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前提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检验后依然显著。当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以及所处行业的行政准入门槛较低时,上述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缓解国有企业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提高管理层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增加与高效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性投入以及缩减跨行业的非关联性并购业务是非国有股东治理促进国企创新的主要渠道。可见,董事会内异质性董事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增加了国企的创新产出和长期竞争力。最后,本文提出了改革应为民营股东构建稳定合理预期、设定民营股权进入退出时间表等避免短视行为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