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非均衡增长与区域竞争力衡量

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非均衡。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进程中,处于领先的区域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追赶区域为“环渤海湾”地区,后开发区域为“东北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在国内区域竞争的博弈中,哪一个区域能够获得领导者地位,最终将取决于区域内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包括工业竞争力指数、专业化程度和区位商数。

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区域非均衡增长

我国国际旅游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的特征。以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为基础 ,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区域非均衡增长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国际旅游业地域非均衡增长研究

以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作为中国国际旅游业区域分布的测度指标。1986～2000年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旅游收入、接待人次、饭店数和饭店客房数的基尼系数在全国、沿海和内陆三个层面上都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表明地域非均衡增长差别正在逐步缩小。旅游管理体制、市场开发程度、企业运作效率和目标市场等是这种态势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特区非均衡增长的经验与改革路径——基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的考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特区经济属于中国整体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构件,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同质的区域经济体加以分析。非均衡增长方式直接带动了特区经济的起飞,为其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提供了条件,同时使得特区的现代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走在了全国前列。然而随着特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再深化却逐渐停滞,出现了向全国传统体制收敛的迹象,这一点被特区32年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变化趋势所证实。因此,实现特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与转型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消除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互补发展。

湖南旅游经济区域非均衡增长的系统分析

由于旅游经济的增长受制于资源禀赋、客源市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湖南的旅游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增长的特点。2000～2007年间,其总体发展趋势是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在波动中逐渐缩小;通过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地区构成进行分解,发现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和湘中五大旅游区之间的差异以及长株潭和大湘西两大旅游区内部的差异是造成湖南旅游经济非均衡增长的主要原因: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产业地位对比分析,发现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分异性,从而进一步证明湖南旅游经济发展更多的受少数较发达地区的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相当严重。

基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区域优先序选择

基于非均衡增长理论,分析了我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区域优先序选择。东部地区优先提升城镇化质量,对小城镇建设进行长远规划,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其发展与国际城市化水平接轨;中部地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走城乡互动发展的新农村建设之路,提高城镇化水平;西部地区优先建设新农村,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

初始条件、市场化改革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初始条件、市场化改革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模型,并用中国的资料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示,在初始条件和市场化改革这两个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因素中,市场化改革的作用大于初始条件的作用,因此,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西部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进本地区的市场化改革。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

运用增长不平等指数和空间相关指数,对外商在华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进行测度,测度的结果表明:在1995年到2009年间,不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事实非常显著,而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状态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践的地域性和时序性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首要因素。同时,中国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和地理区位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技术外部性、工业集聚与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平衡和路径依赖特征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技术外部性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这篇文章从理论和经验上分析了技术外部性、工业集聚和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这些因素动态相互作用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延续和放大了地区间不平衡的工业化过程,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空间上的不平衡和地区收入差距时间上的持久性和自我增强的特征。

我国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原因、影响及对策

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非均衡增长进行了简单的判断分析,然后探讨了造成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的原因,再对其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剖析,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区域非均衡增长研究

改革开放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省的四大经济区域即"一圈二区一带",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加剧。贵阳城市经济圈人均GDP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黔北发展水平接近贵州省平均水平,毕节水城兴义经济带处于第三,差距最大的是东南部特色经济区。贵州经济发展态势为中部凸起,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均低于中部,并且东南部低于西北部,突出表现为东南部塌陷。政府应高度重视贵州区域的非均衡增长现象,避免其东部变成中国的"贵州",应对东南部特色经济带给予更多关注,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时,将更多资源配置到东南部特色经济区。

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下的央行冲销政策的特点与持续性分析

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处在非均衡状态,这对我国货币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加大货币冲销操作的力度,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和难度。本文对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下中央银行货币冲销政策的特点与可持续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的内在因素及实证研究

外汇储备是一个综合性经济指标,是一国国际经济往来的最终结果;其增减不仅反映了该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平衡与否,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该国经济总体状况的健康与否。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是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的根本原因。

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分析

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实现全面均衡增长,只能通过个别区域优先发展然后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非均衡增长模式,最终实现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均衡增长。内蒙古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证明了非均衡增长的正确性。但是,非均衡增长会导致区域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应把非均衡增长与全区经济协调发展相结合,建立地方“经济特区”,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非物质资源等,实现全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 ,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 ,从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我国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进行制度分析 ,说明要缩小省区经济增长差距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 ,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珠三角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因素研究——基于Panel-Data的计量分析

从长期来看,市域间劳动和资本量增长的不平衡,包括技术水平在内的其它要素差异,导致了以广州—深圳最高、佛山—东莞居中、江门—中山—肇庆—珠海—惠州最低为特征的珠三角经济总量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从短期来看,珠三角各市经济总量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其劳动和商业资本投入量增长的变化,而且存在自我修复的误差修正机制。

FDI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效应分析

在假设FDI区域分布差异加剧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基础上,从FDI流入规模和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方面入手,实证分析FDI区域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证实假设成立,并提出FDI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税收非均衡增长中的财政风险甄别与防范

本文通过对税收非均衡理论的归纳和剖析,从经济学均衡的视角,考察税收纵向超常规增长和横向非平衡增长的质量和效果以及对财政运行体系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在分析税收非均衡增长财政风险的形成机理及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揭示了税收非均衡增长造成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状态及可能危害,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和治理建议:即继续推行结构性减税,同时改革税制结构,推进税收改革向规范中央和地方税收关系方向转变。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转型和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并呈现出继续扩大的发展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差距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内差距在逐年缩小,而区间差距却在逐年扩大;从1995年开始区间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总差距的主要力量,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总格局和演变趋势。

我国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自从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来,国际投机资本通过贸易、单方面转移等渠道大量进入我国。我国外汇储备的巨大存量和快速增长趋势,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的信用等级和偿付能力,但也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应采取更加积极的管理措施完善外汇储备管理:转变国际储备管理的传统理念、根据外汇储备的需求动机实施多层次管理、加快完善与汇率相关的各种配套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分化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