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城市化转移模式的再审视

本文认为从近代一直到现代,是农村工业吸纳了中国50%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此的解释:(1)农民对城市化与发展乡镇企业的不同模式选择,本质上是对城—乡不同转移收益和成本的比较。(2)中国快速的城市化造成了城市的可流动要素集聚密度过高、土地和住房等非流动要素价格过快增长,这增加了转移者的边际成本。(3)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已经使转移者出现收入-支出不对称局面,增加了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困难,因此农村劳动力需要乡镇企业转移模式。

对农村劳动力非城市化转移模式的解析

通过研究文章认为直到目前,是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吸收了中国50%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此现象的解释是:(1)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已经造成了城市中的人口集聚密度过高、土地和住房等非流动要素价格的过快增长,大大增加了城市化的边际成本。(2)城市化的高成本已使多数转移者出现了收-支不均衡增长格局,增加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难度,促使其选择乡镇企业就业或者从事候鸟式打工。(3)部分农民工之所以选择乡镇企业而全盘非城市化的转移模式,主要是为了有效降低转移的边际成本,这实际上是对城乡不同转移收益与成本进行对比后的最优选择。

非洲国家的非均衡型城市化:特征、弊端及其反思

随着城市化不断向前推进,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部分非洲国家忽视生产力水平的现状水平和社会软环境建设、不重视公共服务的改善,一味地追求造城运动,缺乏有效政府宏观调控和城市总体规划,使得城市在全境内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发展的同时负面效果日趋凸显。这种非均衡型城市化模式体现出如下特征: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不强、城市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等。这些矛盾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城市拥挤、疾病流行、高犯罪率、滞后的交通条件和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剖析非洲国家的非均衡型城市化的特征和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对解决非均衡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反思,对合理引导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均衡发展条件下成都城市化发展转型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由人口转移型走向结构转换型是城市化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成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结构性转换时代,成都在城市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还面临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城市发展遭遇要素供给瓶颈、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要素紧约束、人力资源要素配置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等问题。为此,成都在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结构性转换中,需要注意构建和谐的城市人文关系、城市经济协调关系、城乡关系。在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结构性转换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变、城市功能分区模式转变、老城改造模式转变、经济区开发模式转变、城乡市场一体化转变。

“县改区”型市辖区非城市化空间的管控探索——以玉林市福绵区为例

市辖区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隐藏的关键层级,其不但是设区市发挥其对下辖各县统筹引领职能的核心承载,也是市与乡镇两级行政层级之间、总规与控规两级规划之间的连接层级。市辖区常规被认为是市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核心,然而在全域全要素的规划原则下,其城市建成区外的非城市化空间的管控问题愈发重要。数据表明,全国经济实力前60位的城市中建成区的面积仅占市辖区总面积的10%,有大量的非城市化空间长期处于城市化的管理体系下,这种情况在以“县(市)改区”形式成立的市辖区内尤为突出。尽管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郊野单元的探索,但两地的实情(数据基础、管理水平等)并不具备代表性,在全国352个“县改区”型市辖区中也仅占很少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有研究进行整理回顾,梳理了“县改区”型市辖区的历史阶段;其次,从管理体制、资源配置、资源保护三个方面总结了“县改区”型市辖区空间管控的问题核心,并提出新的管控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再次,本文尝试提出解决对策,以玉林市福绵区为例,提出以价值评估体系为基础,因地制宜构建郊野管控体系的方法;最后,对空间管控体系和机制提出建议。

中国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与对策创新

本文依据相关统计资料对我国民族地区城市化的路径现状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了制约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因素 ,针对具体的区情 ,提出实行“非均衡型区域城镇结构体系战略”是民族地区城市化的合理选择 ,阐述了这一战略的涵义和构建城镇体系的对策。本文认为 ,加快城市化既是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主要途径 ,也是中国区域社会平衡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总体安全战略的重要选择。

青岛市城市化水平测度及发展对策研究

本文在将城市化区分为完全城市化和非完全城市化的基础上对青岛市现状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算 ,并针对青岛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城市化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逆城市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相类似的现象。对于"逆城市化"产生的原因、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实质、"逆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其在城市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以及作用等,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对于我国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学者们也有不同认识,包括"逆城市化"论、非"逆城市化"论或"伪逆城市化"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论等观点。"逆城市化"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一些启示,应引导和鼓励"逆城市化",警惕和防止"伪逆城市化"。

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几点思考——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国情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的必然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必然归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明显加快。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本国情的存在,使我们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但要善于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化的一般规律,还尤其要注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走中国特色非均衡城市化发展道路。

应理性对待“逆城市化”

易文彬撰文《论当下的“非转农”：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指出，从总体上讲，农民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也是社会成功转型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个漫长而艰巨的转型过程中，总是会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或者不适应城市环境，或者为了眼前利益，实现“非转农”，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事实上的“非转农”，都是农民的自我选择和适应过程，我们应该理解、疏导和支持。

阳光城市与现代生态战略——舍尔关于城市现代化的理论

生化资源的集中与垄断,导致了全球社会城乡分化和两极冲突的日益加剧。没有分散而独立的个体能源供应体系,城市化的进程就无法达至边远地区。在工业全球化的今天,城市化已不再是现代化的动力。在德国社会学家舍尔看来,生化全球化城市是一个没有出路的理念,唯有阳光经济才能使新的全球性劳动分工成为可能。非中心化能源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人类摆脱生化能源的束缚,营造更多施展能力的空间,促使人类走向后城市时代,即非城市化的社会:城市消亡,城乡的界限不复存在。

中国城市化非均衡发展:测度、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包含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的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中国城市化非均衡发展时空演进的趋势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区域内表现为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中国城市化区域非均衡发展程度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第三,采用基尼系数法对影响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各要素贡献率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化对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贡献率较高,而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贡献率相对较小。据此建议:政府应当有针对性的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不仅要关注落后地区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张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关乎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项目的建设上,促使各地区共同走上高质量、高水平的城市化道路,以缩小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