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运动与民国上海大学师生群

民国上海大学对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不仅促成运动在1924年8月的"复活",且使其在同年底发生从宣传到行动的重要转折,推动该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相当一批非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具有上海大学师生和中共党团员的双重身份。非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借助上海大学这一革命平台成功领导的一场社会运动。上海大学的个案集中显示了由师生关系和社团组织两条路径共同形成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群体对非基运动乃至整个早期中共学生运动的影响。

陶行知:对于“基督徒教育家”的超越与转型——1922—1927年“非基运动”中陶行知作为现代教育家主体人格的形成

陶行知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金陵大学期间形成了学、教合一的共和教育思想和基督教现代教育家主体人格,到留美期间发展为道、教一体的国民教育思想;但在1917年—1927年陶行知开始现代转型,陶先是以基督教教育实现反中国传统教育,然后主要在1922—1917年非基运动中,实现了反西方传统。陶以民族主义实现了主体人格转型为民族本位主义的现代教育家,对于基督教教育思想的超越,其本质是基督世界主义与普世价值的民族适应。

非基运动汕头教会学校的发展

由于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西方的教会纷纷来汕头创办教会学校。特别是在1925—1939年间,也就是爆发非基运动到汕头沦陷这段时间,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汕头的青年学生响应全国的非基运动,开展大规模的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教会学校在转型后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

从“同路人”到批评者:“非基运动”前张纯一对基督教认识的转变

张纯一曾因主张“佛化基督教”而在民初耶佛两界聚讼纷纭,由此成为民国时期“改宗信仰”的典型人物。实际上,“佛化基督教”只是张氏对基督教认识转变的结果。这种转变大致经历了由儒入耶、以佛解耶、宣扬“精神的自立”和痛斥“洋教”四个阶段性过程,在非基督教运动爆发时,他完成了这一转变,最终与基督教界决裂。张纯一对基督教认识的转变,不仅是他个人对“转型时代”基督教处境的一种回应,更折射出中国基督徒本色化探索历程的波折与复杂性。

1922年非基运动中两大组织宣言与通电之“非”与“反”词义考

1922年的非基运动中作为领导力量的两大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与非宗教大同盟,在其宣言和通电中使用"非"与"反"两种对宗教态度的表达方式,通过语境的考察,发现在非基运动中"反"的是通过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非"宗教并非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本身,而是在学理上的争论。

略论民族主义对于非基运动的推动

引论民族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外来词汇,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将日语的英语nation翻译为'民族',1898年输入汉语中。~②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1902年,他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③最初'民族'就具有'国民'和'种族'两种内涵。

试论中国近代的“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主要起了负面的作用,学术界目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评价也是以消极为主。"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一运动的两面旗帜,基督教阵营对此分别给予了一定的回应。"非基督教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对当时的社会还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这一运动。

联共(布)档案所见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辨析

本文在辨析联共(布)档案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发现的诸多材料,认为关于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之关系,应该区别对待: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和青年团成员两种方式参与了这场运动,但就"领导"问题而言,中共并未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只是在共青团影响所及范围内领导了"非基"运动。中共参与并在一定范围领导"非基"运动的行为,启迪了此后中共对待"非基"运动的态度,影响深远。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与宗教的思想互动

五四期间,中国对科学可以说达到了"全国一致的崇信"。而在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科学主义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其两大先锋就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进化论认为宗教只是人类理智不够发达之时主观情感的投射与幻想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化,终究会被科学所取代;而实证主义则强调宗教的一切从理性角度和用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都经不起检验。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同样遭到了质疑,尤其是"科学万能说"被批判为同样具有宗教式的盲目崇拜。而关于科学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宗教解决人生观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问题,在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

基督徒知识分子李应林的生平及思想

李应林是著名教育家、教会领袖、社会活动家。面对非基运动的冲击,李应林既坚守基督信仰,又持躬身自省的态度,虚心容纳批评意见并锐意改善。身为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李应林在国家横逆时代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把爱国与爱教融合起来,在各方面均有建树。他的一生为自己的信仰做了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