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行政监管职权的配置

合法、科学的行政监管职权配置是实现监管任务目标的核心要求,也是构建行政监管体制的核心问题。当前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概念较为模糊、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导致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从本质上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事的是一种教育活动,属于民办教育机构,应当适用民办教育领域法律规范。然而,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中较少涉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行政监管职权划分的内容,行政机关面临权责边界模糊等监管困境。同时,由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监管涉及多方行政主体的参与,而相应的行政监管协作机制尚不健全,进一步阻碍了行政监管工作的开展。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领域,应当构建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制,并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常态化监管协作机制。

“双减”背景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已成为“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应坚持强化监管与服务引导并举,坚持分类管理与协同管理相结合,坚持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发力。与之相对应,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实践进路主要包括:加快推进校外培训监管立法,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推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分类治理和协同治理;科学研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明确准入要求;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用好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校外培训智能化监管和数字化监管;引导和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推动课后服务提质增效;加强预收费资金监管和价格监管,提高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成效;深化需求侧改革,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实行标本兼治。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现状、问题与对策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主要通过“人力资源赋能的知识逻辑模式”“科学技术赋能的产品逻辑模式”“教育数字化赋能的素养逻辑模式”三种模式参与义务教育阶段校内课后服务。在推进过程中存在行政逻辑替代商业逻辑容易引发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动力不足、部分地方政策设计不利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入校参与课后服务、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部分非学科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与学校现有的软件系统匹配度不高等问题。为此,需要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中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相关条款,厘清政府监管的责任和范围;优化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内容,放宽课后服务经费的使用范围;鼓励各地出台代收费及成本核算管理办法,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收费实行动态价格监管;建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科技赋能教育”的动力机制,提升校内教师的信息化素养能力。

日本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研究

2010年前后起,为提升校外培训机构的整体质量,最大限度支持中小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日本政府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监管重点,制定出台有关非学科类机构的自我评价与信息公开指南。相应的监管机制以政策法规为保障,以行业自律为基础,以全口径的质量提升框架为参照,进一步鼓励各领域机构的创意发挥。针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日本政府的监管治理重在“软性引导”,激发自主自律性,并将科学治理后的非学科类机构纳入学校教育及终身教育体系之中。

“双减”背景下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报告:校外培训

校外培训是中国儿童校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双减”政策关注的重要内容。2023年3—6月,中国儿童中心专门成立课题组,联合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儿童校外生活状况调查,基于抽样调查数据,描述了“双减”背景下中国儿童校外培训参与率、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和校外培训支出情况,分析了不同群体特征儿童参与校外培训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接近六成的儿童没参加校外培训,仅有两成的儿童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2)儿童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低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且不同群体特征儿童各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存在差异。(3)儿童更喜欢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而家长更重视学科类校外培训。(4)儿童周末和周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都高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且不同群体特征的儿童周末各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存在差异。(5)2022年生均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高于生均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且不同群体特征儿童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存在差异。因此,要继续执行“双减”政策,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理性选择校外培训。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发挥公益类校外教育机构场所的功能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