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宗教运动与洹河流域的社会信仰变迁——兼论革命与民间信仰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宗教运动对洹河流域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非宗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革命可以影响一时,但不可能长久。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低俗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影响的一面。民间信仰在传统社会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将继续发挥作用。

《学衡》派与非宗教运动之争

20世纪20年代关于宗教问题的大讨论中,《学衡》同仁反对非宗教运动,认为宗教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类的道德感,弥补科学之不足。对教会问题,《学衡》派认为,一方面须秉承将教会和宗教区分对待的原则,另一方面应承认教会在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对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继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理性与科学口号,结合即将兴起的国民革命,又赋予其反帝和维护主权等民族主义意义,并以群众运动为形式。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突出个人信仰的地位,具有反群众运动的倾向;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宗教的合理性予以认可,对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予以维护。"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深刻反映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思想的分化。

非基督教运动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关系探析

1922年,为了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华召开其第十一届年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方青年团的推动下,非基督教运动席卷全国,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宗教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诞生,尝试扩大并领导这场运动。由于新的社会热点问题出现,非基督教运动暂时沉寂下去,青年团未能实现对整场运动的领导。

杜国庠和李大钊:两位早期革命者之交情

杜国庠和李大钊均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人早年都留学日本,后执教于北大,推进革命运动,并提倡反基督教活动。两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均是自愿的,并通过早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得以表现。《新青年》刊载杜、李两人早年发表的文章,是两人思想变化的见证。通过回顾杜国庠、李大钊的交往,能发现两人很多相似之处。

西方“科学与宗教”译著在民国时期的传播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科学与宗教”进行系统研究。民国时期,由于社会需求与学术传播两方面的因素,这个论题在中国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不少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西方著作。“科学”与“宗教”都是舶来之物,但它们在中国却被贴上“正”与“负”的相反标签。中国知识分子力图通过两种方法去矫正国人对“科学与宗教”认知偏差:其一,溯本清源,让中国人了解历史上真实的“科学与宗教”;其二,弥合鸿沟,对“科学与宗教”秉持“和谐与互助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