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性互惠”与“非对称性互惠”——艾利斯·扬对交往伦理学的反思与重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部分地弥补了传统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对差异缺乏敏感性的局限,但他的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D原则)忽视了交往情境的差异,并在理性与情感、公共性与私人性等方面做了不恰当的二元区分,因而未能逃脱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困境。S.本哈比试图通过区分"普遍的他者"和"具体的他者"对交往伦理学进行修正,但她对交往关系"对称性互惠"的强调无法处理社会政治领域中广泛存在的"非对称性互惠"现象。在交往中,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参与者由于在交往情境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彼此之间具有非对称的、不可逆的交往关系。艾利斯·扬提出了"非对称性互惠"的交往伦理学概念,以期提供一种包容差异的正义理论。

从“非对称风险”到“非对称性互惠”:舆情风险治理的新视角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高风险社会。舆情风险日渐突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风险的一个突出方面。用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非对称风险”、艾丽斯·杨的“非对称性互惠”的观点分析舆情风险的成因及表现、防控及治理两方面,可以发现,各舆情治理主体在充分认识非对称风险的基础上,从非对称性互惠交往伦理层面出发,注重主体行为差异,秉承民主与正义、责任与道德、修辞与叙事、差异性团结等方面的理念和原则,能最大程度实现舆情治理从非对称风险走向非对称性互惠的善治目标。

基于心理契约破裂的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建模与仿真研究

运用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Logistic基本模型与引入心理契约破裂参数的扩展模型进行企业与员工共生关系研究,并通过Matlab数值仿真验证模型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能量的非独立性生成、非对称性分配是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工作发展型心理契约破裂在企业与员工共生关系协调阶段对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有较大的阻滞;会导致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真正的破裂。

双重不对称合作: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运行与优化

将主体责任这一中国特色法治话语运用于平台内容治理是一种创新的治理方式,具有新型复合特征。从政府与平台合作互动的角度出发,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运行具有权力责任、成本收益双重不对称的特征。但不对称并不代表不平衡或不合作,通过“不对称杠杆的平衡”模型将权力责任与成本收益的调节相对接,能促进政府与平台间的非对称性互惠与合作。在完善主体责任时,可以明晰平台治理权力的公法责任约束,以平台尽职免责为激励机制,释放政府与平台基于公共利益互惠行动的活力。适用“因人而异”的不对称规制,以嵌入式合作为抓手,根据支付能力和管控能力对平台分级分类并形成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指南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