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非常伦理”

“非常伦理”需要进行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非常”与“常”相对,“非常伦理”以“常态伦理”为参考准绳,表现为非常个体道德行为、无序社会伦理秩序、非常伦理逻辑与偶然性的道德世界观四个层次。以当代伦理学研究范式审视“非常伦理”,可以意识到“非常伦理”与“常态伦理”辩证发展的学科史状态,也更加深层次认识到非常伦理的四个层次。正是如此,“非常伦理”是一种“伦理”而非“伦理学”,追求一种“伦理精神”而非“实践理性”,表达一种“偶然性的道德世界观”。

非常伦理的必要性及合理限度

当代世界的动荡不安、不确定因素迅速增加,尤其是局部冲突不断、重大自然灾害频发、重大疫情肆虐,使非常伦理问题凸显出来。一般来说,非常伦理是相对于正常态的伦理形态而言的非常态的伦理形态。非常伦理也是社会伦理,只不过它是在社会剧变、战争、重大自然灾难、严重疫情等非常时期确定并实施的道德规范。相较于常态伦理,非常伦理具有时空的限定性、实施的无奈性、内容的不确定性、要求的专断性和实施的强制性等特点。社会确定并实施非常伦理的基本目的在于,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序。非常伦理是人类战胜重大灾难、确保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社会动员公众扶危济困、共克时艰的道义力量,能给处于生存危难和道德困惑中的人们提供规范和指导,并增强其战胜灾难的信心和勇气。确定和实施非常伦理至关重要,但必须有合理的限度,尤其要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根本价值理念,遵循公平正义、借力科技、措施适度、时空限定等基本原则。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稳定关系的伦理均衡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社会伦理的核心问题,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正确协调二者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均衡发展,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重大理论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均衡发展的伦理指南,而社会稳定是社会秩序的正常化,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实现在稳定中发展与在发展中稳定的统一,既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也是社会治理伦理均衡的核心。通过伦理均衡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统一,还要注意现代社会因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特征,这就需要有一种“非常”伦理智慧来处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待社会发展还需要有历史的伦理眼光,正确看待社会的短暂衰落现象,保持好历史主义的伦理立场,稳中求进,进中求稳。

论伊恩·麦克尤恩前期儿童主题作品中的非常态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视角下,伊恩·麦克尤恩前期儿童主题作品中"梅菲斯特""孤儿"与"孤岛"之意象迭出,构建了以伦理误导、伦理规训缺位、伦理环境变迁为特征的非常态伦理环境,为解读乱伦、谋杀、性虐等伦理道德之殇提供了依据,传达了麦克尤恩对儿童成长环境之"非常态"的警醒与担忧。

“非常伦理”及其文明史意义

科技革命、气候变化、新冠疫情、老龄化加速使人们陷入价值迷失和精神困顿之中,并昭示一个“非常时代”的来临。面对“非常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挑战,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了“非常伦理”高层论坛——东大伦理·道德发展智库(第五届)。论坛围绕“非常伦理”的概念及其理论形态、“非常伦理”的前沿性课题以及“非常伦理”的文明史意义等方面进行研讨,力图在呈现“非常伦理”的问题谱系及其前沿发展领域的总体景观的基础上,揭示“非常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形态的价值旨趣,从根本上回应人类在非常时代所遭遇的“非常伦理”难题。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