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路径和策略

2022年我国诉前羁押率断崖式下降,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将诉前羁押率作为案件质量重要评价指标,并纳入对下级检察机关的考核,以此倒逼少捕、慎押。当前诉前羁押率的大幅下降只是实现“治标”,许多制度性问题并未解决,远未实现“治本”。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欲实现“标本兼治”,须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应降低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构建管控能力递增的取保候审执行体系,提高其诉讼保障功能;完善羁押权制约监督体系,防止羁押权恣意滥用;建立羁押司法救济制度,畅通被羁押者的权利救济渠道。在策略上,少捕、慎押应与提高非羁押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同步推进,权力谦抑、权力制约监督和权利救济应多向发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和企业、社区应共同参与。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的强制措施问题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呈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态势。适逢《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新时代的司法背景下,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在契合国家犯罪结构变更、接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适应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应当严格以羁押例外原则、比例原则、监督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为根本准则,旨在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与规范化,提升我国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水平。修改的着力之处包括规范刑事拘留期限、确立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核心地位并完善证明标准、构建逮捕听证程序、重构径行逮捕、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及适用条件、着重考虑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全面改革羁押必要性审查、推进数字技术在强制措施领域的规范发展等。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浅析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在尚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前,由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限制人生自由等有关权利的特殊措施。近年来,随着现代司法理念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和落实,刑事诉讼中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得到了明显的改变,不但充分彰显了现代诉讼价值理念,同时也推进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数字化监管问题研究

随着当前犯罪结构的改变和司法改革的推进,非羁押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能够取代传统监管,提高非羁押的诉讼风险防控能力,解决传统模式下监管缺失的难题。非羁押作为一项诉讼权利,是否适用数字化监管由办案机关决定,适用过程中的监管主体应是社区矫正部门。APP的第一层级是注册登录页面,第二层级是每日打卡、轨迹查询、线上审批和违规统计四个模块,以视频抽查和打卡抽查防止人机分离。被监管者发生轻微违法时系统发出警告,严重违法时由办案机关决定转为逮捕。数字化监管一般适用于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嫌疑人,以是否开启实时定位为区分设置两级监管,避免过度侵犯隐私,准确识别系统漏洞,明确责任分配。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

社会支持力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着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实施效果。我国当前的刑事强制措施带有强烈的权力色彩,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基本处于局外观望状态,导致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中社会支持力量严重不足,亟待建立多元化、多角度、规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为此,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必须大力推进社会支持主体多元化、社会支持内容和手段的多角度化和社会支持工作的规范化。

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扩大适用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因观念、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较低。从法律、政治、经济等视角考察,有必要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为此,应当转变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正确看待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应当改革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作为最常用的刑事强制措施;应当实行捕押分离模式,严格规范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

涉罪未成年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风险评估与控制

要做到既保障不妨碍涉罪未成年人诉讼的顺利进行,又通过少羁押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其核心在于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适用效能。为了准确把握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尺度,应当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综合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并针对不同的诉讼风险采取相应的防范控制措施。

外来人员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调研报告

司法机关对外来人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率偏低,与本地人员相比显失公平。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工作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对Z省H市J基层检察院近三年来有关外来人员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情况,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进而从转变观念,构建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完善立法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俄罗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机制及其启示

作为对"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宪法精神的回应,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有关强制措施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改进,但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俄罗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我国的羁押强制措施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可以在树立人权至上观念、严格适用羁押强制措施、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监控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对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探析

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是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要害所在,而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设计是否科学、适用是否公正,不仅对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有着直接影响,而且也关系到每个被追诉者,甚至每个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应当正确认识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重构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

累犯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法律、司法解释未对累犯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作出禁止性规定,但实践中,累犯在非羁押措施上近乎零适用。有观点以累犯因符合径行逮捕条件且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较之前科人员更大而直接推定有羁押必要解释之,这明显与宽严相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教育改造、保障人权之目的相背离。不同累犯社会危险性各不相同,侦查、司法机关应转变司法理念,坚持区分情形、区别对待,保留累犯适用羁押必要性审查之余地,并动态考察累犯社会危险性,对于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变更为非羁押措施,从而有效减少不必要羁押,推动降低诉前羁押率,进一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论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理想模式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改造强制措施体系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对于颇受指摘的逮捕措施进行了相应完善。其中第79条将刑事诉讼法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则规定进行了细化,明确规定了允许适用逮捕的若干情形。但实质上,该种立法改进并未触及问题根本。完善的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关涉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现有体系漏洞颇多,主要在于羁押手段同到案手段区分不清、期限过长,且仅限于针对人身权利。完善之处一方面在于,要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五种针对人身的强制措施明确改造为到案、羁押两类;另一方面将针对物以及公民隐私权的强制性手段正式纳入刑事强制措施的视野,从而使得诸如令状主义等司法审查程序的介入成为水到渠成。

数字检察视域下非羁押监管模式的实践检视与完善路径

数字监管已成为大数据时代非羁押诉讼监管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形态。建立健全非羁押数字化监管模式,是司法机关充分运用科技赋能非羁押诉讼,破解非羁押监管难题的必然选择,更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助推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囿于数字技术的脆弱性、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和适用标准的差异性等因素,非羁押数字监管仍面临人机分离、侵犯隐私等风险,基于当下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适用现状,应当进一步明晰法律定位、规范监管流程以及优化配套机制,以期为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推广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以认罪认罚为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刑事犯罪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为适应刑事司法新需求,刑事诉讼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顺应这一变革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公平正义和刑事司法效力的统一,还能够促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有利于降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所承担的改造成本,也有利于减少羁押场所内的交叉感染等负面影响,节省羁押资源,同时亦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羁押措施的认识和接受度。但目前公安机关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仍存在适用率低、适用标准不明确、监管难、相应权利救济制度的缺位的现状及困境,要破解羁押比居高不下、羁押负面效应积聚,亟需广大执法办案民警转变办案理念,坚守谦抑的立场,需要有关部门完善制度规范,完善监管体系,提高诉讼风险防控能力,设计完善的权利救济措施,共同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实证研究——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其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与对抗的紧张关系,其制度设置和适用效果,直接影响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与立法目的的实现程度。长期以来,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普遍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率低的状况深受诟病,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制度设置上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其研究成果亦被修改后刑诉法所吸收。然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一年以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扩大适用的立法目的并未充分实现。本文在简要阐述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概念、属性及刑诉法修改要点的基础上,从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立法现状剖析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扩大适用的正当性,重点归纳和分析适用困境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具体对策。

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司法进步,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地生根提供了支撑土壤。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列人2021年工作要点,作为年度需研究推进的重大改革举措。

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强制措施体系

通过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演进历史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现代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形成以逮捕与羁押的分离为逻辑起点;后经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人心,使得以保释为代表的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地位凸显。对照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规定的,以五种人身强制措施构建的强制措施体系来看,就会发现相当大的差距。如果现阶段一步到位式地建立对人、对物、对隐私权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还有困难,那么完善现有的针对人身权利的强制措施体系就显得既可行又必要,在"依法治国"、"人权保障"的语境下就更是如此。